宋朝文官制度治理的得失及其启示／王国胜 张若彤 宋珍妮

　　二、宋朝文官制度治理的利弊得失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中，宋朝因为“以文治国”的种种弊端给后人留下国家孱弱、文人乱权的印象，历史上也不乏将文官制度视为宋朝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源而多加嘲讽。但正如钱穆所言，对任何制度的评判都不能仅从制度本身出发，必须深入分析其中的制度与人事关系。宋朝文官制度的改革完善催生出一批才能卓越、忠君爱民的文臣，文臣在国家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又会倒逼文官制度进行革新，二者相互作用是宋朝在乱世中得以延续三百余年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因为“积贫积弱”的国势就全盘否定宋朝文官制度以及“文人主政”在这一时期存在的历史价值，而应辩证地看待其社会治理成效。

　　首先，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主要依据是宋朝军队和行政机构臃肿，导致养兵、养官的财政支出过大，农民承担的赋税过重，对外作战不济时又经常要付出巨额赔款，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国家必然孱弱。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将宋朝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考察，这一观点似乎又有待商榷，因为宋朝经济的发展同前朝相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和异质化特征，即出现雇佣关系和商品经济的萌芽。一方面，就同外部经济交往的程度而言，当时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宋朝建立了经济往来关系，这远胜前朝的海外交往范围，其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极大地刺激了宋朝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从内部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宋朝人口增长与有限国土之间的矛盾，催生出部分农业剩余人口。随着统治阶层不再严格秉持“重农抑商”政策，这批人加速流向城镇，成为雇佣工人或商人，推动了诸如制瓷、冶铁、制茶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城市布局中坊与市严格区分的边界被打破，各区人民之间的商业交往范围扩大，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均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商业圈，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空前活跃。

　　其次，社会内部环境相对安定。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皇权能否实现对各阶层强有力的控制。宋朝皇帝一方面高度警惕来自武官、宗亲、外戚及后宫等群体的政治威胁，通过对武臣的权力牵制，以及对宗亲、外戚群体的官僚制度化培养，将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极力避免此类群体“乱权危政”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推行“右文”政策，使文臣对皇帝形成了极强的依附心理，通过对文臣权力收放自如的控制，使“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3］。文臣成为阶级利益调和的重要桥梁，尤其是北宋前中期的文臣，在宋太祖鼓励进谏且绝不究罪的宽松政治环境下，敢于直言进谏，甚至抨击各种社会弊端乃至君主的不当做法。比如，吕蒙正就曾在宋太宗安然于天下太平时，以城外难民挨饿而死的社会现实予以警示；庆历初期，范仲淹也因国家治理中的各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