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技术：一个领导科学重要概念被掩蔽的原因探源/聂世军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聂世军日期：2017-06-12 19:03:30

诗赋各一，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答。进士科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1%—2%，因此，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明法科，即为国家选取司法人才，范围为律七条、令三条。明字科，主要考文字理论及书法，考《说文》《字林》。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国家管理中需要计算和统计的专业管理人才。一史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考帖也考策。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考，主要选拔通晓文典历史方面的人才。道举科，考《老子》《庄子》《列子》。唐代科考的时候，《孟子》还没受到重视，也没有《大学》《中庸》等篇目。武则天时，增加了殿试，又开始了武举，即选拔军事人才。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科举考试范围较宽，从经文到时政、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等，不仅儒家、道家思想都属于考核内容，还涉及比较多的科学和领导技术的内容。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存在泥古昧时的流弊。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废除了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目，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如果说策问还有考生思想发挥的余地，经义便已经无所谓个人的思想，考生唯朝廷指定的“圣贤书”是遵。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旨在通经达变，以利于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王安石的改革遭到不少朝臣的反对。后来随着朝廷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

　　明清时的考试方式与制度来自唐和宋，但考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只考四书五经，并只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解经的唯一标准。考试一般分四级，即府试、乡试、会试与殿试。考试分三场，首场作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阐释经义也只在经书中。能否考中完全取自八股文作得如何。八股文有几个特点，很适合应试。措辞用古人语气，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即有起、承、转、和；句法对偶，即用排偶句组成文章，而且字数也有限制。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什么，谓之起源。还有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篇末有大结。这种官员考试选拔方式造成了读书人和入选官员不达时务的严重后果。［3］

　　科举考试从唐代的宏阔、务实、生动到明清的拘束、空洞、死板，如同在文化和领导思想、领导技术上自缚手脚、自我摧残，诱导读书人皓首穷经、溺于僵死的八股时文，容易思想陈腐、行为迂阔，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都日渐退化丧失，不仅造成了国家的政治衰败和文明的衰落，也从客观上形成了我国领导思想研究畸形地重视价值思维、贬低工具思维、侈谈心性修养，以致官员选拔引导机制先天丧失领导技术基因。

　　三、我国长期的人治领导方式造成了偏好神圣型、魅力型领导风格而贬低法理型领导风格的路径依赖，从而导致领导技术缺少生长、提升、转型的实践土壤

　　如果以人治和法治来定性的话，我国传统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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