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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中期

领导技术:一个领导科学重要概念被掩蔽的原因探源/聂世军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聂世军 日期:2017-06-12 19:03:30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韩非子?主道第五》)“夫道者,宏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扬榷第八》)但法家同时比较重视领导技术问题,法制和法治都具有典型的领导技术特征。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政治家与思想家,以秦国为实验基地,围绕富国强兵的目标,以人性趋利避害为理论前提,以严明赏罚为手段,以鼓励耕战为政策取向,贬斥儒家仁义伦常教化的虚妄和无效,以法制的强制和普遍约束取代人情伦理的差异化对待,以力求全面系统、详尽明晰、相互衔接的法规之治取代官员个人的经验、艺术和教化之治。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七代国君奉法不疑、力行不懈,历经130多年终于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列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有力证明了法家理论及其领导技术思想在统一思想、集中国力、强化秩序、增强动员能力等方面的客观价值。
  但是,法家思想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严重的弊端,使其中蕴含的有丰富价值的领导技术思想受到了牵累。首先,法家的法制是以君主为核心、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地位为主旨的,君主具有超越法制乃至践踏法制的权力,其法制思想和法制手段所包含的领导技术都是实现君主个人意志的工具,很容易造成君主与臣民乃至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对立,不仅法不爱民,而且即使是朝中大臣、权臣、宠臣在君主面前也缺少正当的和有保障的基本权利,生杀予夺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掌控力和喜好,从而造成整个社会对于这种领导技术的恐怖。其次,法家思想完全以人性恶为假设前提,否定君臣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与情义,对人性存在极端的不信任感,存在愚民、弱民和劫民思想,企图以冷酷的法律关系界定、锁定全部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领导关系和人伦关系。由于赤裸裸的严酷控制导致君臣、官民彼此以利害算计决定行动方式,社会缺少凝聚力,民众乃至官吏缺少向心力,社会治理缺少应有的弹性和韧性,一旦国家出现一点较大变动或者某个治理链条出现断裂,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比如,商鞅认为:“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第一》)“故民愚,则可以知胜之;世知,则可以力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商君书?算地第六》)“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第二十》)“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会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韩非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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