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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中期

领导技术:一个领导科学重要概念被掩蔽的原因探源/聂世军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聂世军 日期:2017-06-12 19:03:30
性的幽暗则揭示得更加透彻淋漓。他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韩非子?备内第十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韩非子?饬邪第十九》)再次,法家为推行法治倡导法、术、势的综合与融合,但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逻辑与至高无上的现实地位却造成了以势败法、以术乱法的客观后果,术的技术内涵日益稀薄,逐步蜕变为权术和诈术。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服术行法”,以助推法治、维护权势。实际上,术治的目的是企图弥补法律体系中规则的盲区和程序法的缺失,以无规则的方式推动规则的实施,达到对臣属行为的操控,而这种操控办法又全在于实施者的“自度”和心臆。这种以术行法的法治,不仅不是法治,而且是一种更极端、更卑劣的人治。面对诡诈莫测的法外之术,群臣为了使自己免于术治的陷阱,必然会处心积虑地揣测与迎合君主个人的性格心性和喜怒好恶,丧失对法律本身的信仰和顾忌。在君臣双方的疑忌和戒备中,成文法丧失了应有的信用,法治在术治的实施中被严重扭曲和削弱,行法之术成了败法之因。由于此种术是以某种道的玄虚莫测性为君主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权势做绝对性辩护,君主那些诡秘狡诈、血腥冷酷、毫无诚信的卑鄙伎俩被正当化、正常化,甚至被推崇、歌颂,完全不讲、不设道德底线,诱发了政治和政治领导者道德思维的缺失和道德品质的堕落,导致君臣上下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倾轧,政治共同体丧失了维系的价值基础,无论其表面多么强大、法网多么严密,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宏伟大厦土崩瓦解势所难免。正因为法家思想具有上述主要弊端,强大的秦朝统一后不过短短十几年就骤然灭亡。秦朝的覆亡也宣告了法家思想作为国家治理主导思想的破产,更重要的是其重视领导技术的思想也同时被轻视甚至抛弃,领导技术被蒙上污名化的色彩。尽管汉以后历代统治思想被称为阳儒阴法,但其中法的思想主要只留下刑治之法和君主南面之术、臣属厚黑之术,真正的领导技术思想基本被剔除。
  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偏重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而忽略行政、组织、制度建设等领导技能造成的后遗症
  领导技术受到忽视,与我国官员选拔的知识教育和考试内容息息相关。从古到今,我国都非常重视官员的文化教育程度和选拔考试。但虽然官员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其教育内容却非常狭隘,严重缺少技术性内容。自从春秋末期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诉求,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学而优则仕”或者简单地说读书做官就从一种文化价值期待变成了一种政治要求和世俗功利追求。不过,这种“学”一直被局限于儒家经典之学。董仲舒对汉武帝建言说: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因此,要“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不得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更化的内容就是厉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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