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基：国际秩序重构与国家善治之思／李以所

　　如果法律频繁变动，行为体的预测不断落空，其必将陷入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窘境。这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效率降低，交易安全更是无从谈起。长此以往，定会导致法律的失信和行为体的不满，公共机构和行为体的良性互动失衡，进而造成公共治理合法性和稳定性的丧失。正如战国时期韩非在《韩非子·亡征》中早已提出的明确警告：“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在无法对未知做出合法预见的情况下，行为体的价值创造和进步发展都会处于暂且如此的临时状态。无以计长远，不可图未来。行为体的肤浅短视将会使得带有投机性的短期行为盛行，进而使公共信用和法律刚性受到损害，整个社会将进入一种无序的恶性循环之中。

　　从法哲学角度系统论述法的安定性，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有开创之功。他曾亲身体会了纳粹践踏法律而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对法的安定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和强烈的渴望。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理念包含了三大要素：正义性，合目的性，法的安定性。”［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法的安定性在原则上有两个要求：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这是法的安定性的基础；二是法的不可随意变动性，否则人们将会无所适从且不能正确预期。［3］同时，拉德布鲁赫还强调了法的安定性需要实证性，法律必须在具体条文中体现出明确性。这种明确性可以使行为体知晓其合法权限所在，从而准确界定其清晰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并据此形成对具体行为的正确指引。这是整个世界形成客观且复杂的良好秩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4］

　　德国法哲学巨擘阿图尔·考夫曼在其师拉德布鲁赫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就法的安定性原则做了更深入的提炼和总结，提出了该原则的三要素：实证性、实用性和不变性。［5］所谓实证性，就是如前所述的法的明确规定性，即法律条文要确保不会引起歧义和误读，这是法律安定性原则的首要前提。根据清晰准确的法律指引，行为体能够知晓哪些行为是应该做的、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实用性主要是指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具有可执行性，且精准地服务于立法目的，使建构良好秩序成为可能。不变性则是法律安定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切忌随意更改、变化无常。由此而言，法的安定性就是基于法的正义性，兼具实证性、实用性和不变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原则。故《韩非子·饰邪》中有云：“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安定的社会秩序就成了全人类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需求，执政者也因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公共目标而获得实施治理的合法性。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构建和维系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这种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无一例外，都来源于法律的保障。法律自身独有的安定性，能使各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