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价值—行动”模型框架的修正／吕承文

　　（三）西方官僚制理论“何去何从”

　　这两种官僚制模型体现的是西方学术界现代保守主义对官僚制的捍卫与辩护，促使原本对官僚的“死刑”宣判转变为“从轻发落”的结局。Berger和Kellner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机构和技术性工业生产的出现是现代性的重要现象，实际上它们就是现代意识的载体”［8］。安东尼·唐斯也指出，“官僚组织很难消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庞大的规模。所有的大型组织都有很高的生存率”［9］。

　　事实上，无论哪种模型都在以提高官僚制的行动效率来克服韦伯官僚制的理想化倾向，可是这种效率与结果导向带来的正是释放人性的自然理性生成，却无法保证引导社会进步的人文理性生成。这是因为无法排除官僚机器在高效决策与行动时对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掩盖与忽视。韦伯的理想官僚制模型是一种具有内在的文明精神导向的效率运作的政治制度设计，然而在现实中却真的出现了效率危机，即官僚主义弊端，所以被现代人批判为理想化模型。学界希望改进这种模型，使其成为现实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博弈选择模型。在对官僚制中的人性进行妥当分析之后，以人与制度互动的博弈选择模型顺时而生。可是，这种官僚博弈模型又把内在的文明精神导向这个魂魄给弄丢了，换句话说，官僚制的演化与变革一旦脱离了本国文明体系，就注定会走上穷途末路——被别国文明的官僚制体系所取代或者自我消亡殆尽。这被认为是上述两种官僚制理论模型的解释困境，亟须得到修补与更新。

　　二、化解官僚组织解释困境的“价值—行动”模型

　　上述两种基本的官僚制模型尚无法很好地解释现代社会中的官僚机器运转现状，主要是因为：一国官僚制必然与本国文明紧密联系，这种文明就决定了官僚制的精神；时代的发展也促使官僚制模型对不断觉悟的人性与思想进行反思，官僚制模型是一种精细的模型，任何一方面要素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运作故障；官僚制的效率运作应当建立在对文明的引导与人性的反思基础之上。所以，突破前人局限，必须着手修正与改进理论模型。

　　（一）官僚体系的价值分析不能忽略现实中的行动选择

　　价值是官僚制中从强制到默认信奉的一套政治信仰，它是其中的核心配件，也是官僚制内在的精神导向，是与其所在国文明紧密联系的。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信奉的是“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政治信仰，这种信仰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合流。为了确保两种文明成为他们社会的文化积淀，官僚机器的运作就要考虑将这种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使之引导和规范社会生活。这样一来，我们才能看到在西方官僚机器的政治统治下整个西方社会生活浓厚的西方文明气息。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价值就是“治理的观念理念”［10］，当然也应在广义的内涵上包括制度和规则。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官僚模型只盯住了“价值”，特别是制度和规则的内容，而忽略了官僚体系的行动选择，导致现实中的寻租和腐败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学界对官僚制的审判应该是改革而非废弃官僚制。特德·盖布勒与戴维·奥斯本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