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立法风险控制的引导及矫正之策

　　4.专业人员立法，过程公开透明

　　法律体系的建构要有高屋建瓴的立法者，尤其是能够破除地方利益的立法者；抑或圆桌会议足够大，能够超脱地方主义窠臼和部门利益束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国家层面的法律要一碗水端平，国家立法应主要由全国人大组织专人拟定，避免被地方势力左右，摆脱行政机关的部门私利；在必须由各部委起草法律草案时，要提前审查和秉持公立，规避法律冲突。地方政府立法则要有计划、有论证，即便是行政立法也要引入人大监督，政府法制办应会同相关部门、专家、社会团体等进行审查，征求人大代表的意见；立法建议要有法学专业背景，能够超然地立法，避免政府部门劫持地方立法的情况发生；参与立法的人员应立足公共利益行事，形成法治思维和习惯，使之按照材料征集、意见反馈等程序办事。

　　地方政策的影响非常直观，地方立法的后续影响则更为深远。地方立法并非神秘不可言的事情，无论是人大系列的法制工作委员会或政府系列的法制办立法，还是专家立法、律师立法，都要实现过程公开透明。信息公开进程中，要敢于承认问题和勇于推进变革，坦陈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怠政现象，本该行政立法的事项却采用规范性文件治理，以此规避立法检查和信息公开。这就需要跨省域的巡回法庭监督，引入司法体系解释法律，提升民间团体的鉴别能力，避免地方政府自说自话，任意解释自身制定的行政规章。就程序制定而言，地方立法要尽量公开和全景敞视，经过深入调研后进行立项，充分听取地方部门和各界团体的意见，引导全民关心立法、参与立法进程；立法要消除民众的误读，实现立法机构与民众之间的信息对称；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公布拟定草案，建立便于民众参与的渠道；邀请公众人物、民意代表或草根领袖参加立法听证，让立法更具公益性和代表性。

　　四、结语

　　地方立法应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黏合剂，而不能沦为地方保护的工具。无论如何，地方立法都要基于公共利益，否则公共政策或行政行为就可能演变成立法冲突，这将对区域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地方立法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协调得当则是多方共赢的关系，关键在于提前预警、跟进疏导和消除矛盾。因此，地方立法要基于宏观视角，超越局部思维的窠臼，促进跨区域立法，实现城乡利益的均衡；要对总体局面和自身情况了然于胸，既遵守国家法律，又避免与其他地方法规相冲突，以最大的善意与其他地方协同配合，实现整体性与个性化的融合；尽可能援引判例或推进法律移植，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彰显地方立法魅力，“在法理与政策、自由与秩序中寻求符合当下社会现实的规则之治”。

 

　　（作者单位分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责任编辑 介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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