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构成要件、生成条件与评判标准 ——基于对“亨廷顿假设”的批判／马光选 张 健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现代化的理解是基于竞争性政党制度条件下，多个政党作为政治主体轮流上台执政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反思性结构和政治理性化与有序化实践。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实践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体系理性化被理解为执政主体对历史使命和政治承诺的践行状况、对政治责任的担当情况以及对政治正义的实现程度。“亨廷顿假设”对于政治稳定的基本判断，简单地对竞争性政治条件下政治参与所引发的政治稳定进行判定，而不是将目光聚焦于对政治责任主体在历时性层面所生成的发展战略、政治制度、政治策略和执政理念的稳定性的考察。于是，政治责任主体本身的稳定性就变得异常重要，如果政治责任主体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则其责任履行状态就可能随时中断甚至终止，政治承诺可能沦落为空头支票。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责任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供给了中国式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有关政治制度化的时间维度和责任维度，丰富了亨廷顿有关“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16］的政治制度化构成要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为政治承诺和政治责任的落实提供了主体条件。

　　（二）代际协同联动是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机制条件

　　中国式政治现代化是不同时代领导集体接续推动的过程，以强有力的战略协同机制、政治责任分摊机制和发展成本共担机制体现了代际分工协同机制的强大纵向统合作用。具体而言，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确定为政治承诺之后，在代际协同机制的作用下，分区域、分群体和分行业，按照一定的优先序以非均衡化发展方式逐次实现现代化。针对阶段性奉献者和牺牲者的临时性利益受损问题，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生成的资源历时性配置机制为保证，采取跨时空补偿方式对其进行后期补偿：他们在这里利益受损，国家就在那里补偿他们；他们在当前利益受损，国家就在未来补偿他们。由此，不同群体对于发展成果共享的公平与正义的兑现就会产生足够强的心理预期，对当前各种暂时性奉献的忍受度就比较高。［17］这也就打破了“亨廷顿假设”中对有关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与政治参与诉求强弱的正相关关系，以及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判断。通过代际协同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爆炸风险就被在时间纵轴上的“延迟性满足”有效化解了，这是竞争性政党制度条件下选民对任期制政治承诺焦虑所产生的利益分配“即时性兑现”逻辑所无法理解的。

　　（三）高质量自我革命机制是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机制保障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就以“自我革命”这一法宝直面自身矛盾，敢于及时革除自身问题与不足，以宁可“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决心对中国共产党有机体进行刮骨疗毒，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而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打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魔咒，牢牢地将国家政权掌握在手中。所以，中共中央将“自我革命”看作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8］在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生活中，不但很难产生类似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自我完善和更新迭代能力，而且会导致愈演愈烈的&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