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构成要件、生成条件与评判标准 ——基于对“亨廷顿假设”的批判／马光选 张 健

　　（三）中国式政治稳定

　　研究对象的多变性无疑会增加研究的难度，具有稳定性的结构才能给研究者以深度观察的可能性。作为历史性继替和绵延的产物，现代中国政治从传统政治继承了“稳定性结构”。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政权体制的长期稳定，不会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的动荡甚至颠覆性暴力事件；第二是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能够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的政治环境；第三是执政者政治理念、政治价值和公共政策的持续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一致性，不会新人不认旧账、前后彼此否定。这三个方面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坚实且长期的政治保障，对于国民社会生活供给了长期安全的政治环境，从而鼓励社会资本产生长期投资行为，实现社会总资产和国民财富的长期稳定增长。这三个政治稳定性的标准不但涉及政府机构的稳定性，也涉及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的稳定性，更涉及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如果加入对时间要素的考量，只有保持这三个方面长期稳定，社会成员对政治承诺才有理由相信，而只有政治承诺不断被兑现，社会成员的政治预期才能不断向好；只有长时间公共政策的主题长期保持不变，才能给执政者推动社会发展提供辗转腾挪的时间，这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地域大国政治现代化必需的时间条件。这也就为评判一个政权政治现代化水平高低提供了崭新的标准：一个政权是否能够提供稳定安全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否能够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推动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是否能够保证公共政策目标和理念的长期不变。由此来判断世界各国政权，凡是无法为国民提供稳定而安全的国内外环境的政权组织都被认为是劣质的政权，反之，就可以被认为是政治现代化水平较高的优质的政权。以此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百年实践，很容易认定创造出“两个奇迹”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现代化政党，开辟了政治现代化新的境界和形态。至于西方政治理论中如亨廷顿等学者有关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8］的判定，明显所涉变量过于单一，对于美国这样的新生国家而言，尚有一定解释力，但是对于中国这样要素多元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实践而言，则缺乏全面的解释力。

　　（四）中国式政治理性

　　现代化的趋势之一是祛魅化和理性化，但是在政治理性化的具体表征方面，中西方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共产党所具备的政治理性是一种实践理性或者“实用理性”［9］，即考验执政者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者能否长期坚持制定出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增长的公共政策、人民群众是否不断获益而且这种获益能否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政治理性类型。中国式政治理性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以政权和政治生活的稳定性为前提，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间段内，经过多次试错和验证，总是会找到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公共政策。作为后来的公共政策执行者，就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做出更为有效的政策改进。另一个是政党的战略规划能力。一旦某种理念和价值一开始就被秉持，通过不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