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构成要件、生成条件与评判标准 ——基于对“亨廷顿假设”的批判／马光选 张 健

　　由此可见，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理性成分的高低，不能依据其形式和理论设计的精巧，而应关注于对其内容的实践验证效果的不断证实与证伪。只有那些组织结构、制度设计、政策规则和政策实施效果在不断增强民众对政治的未来预期的理性实践，才意味着国家政治历史资本的良性累加，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确定性较高、政治秩序的有序性强。只有政策资源的配置结果是公平正义的，才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政治优良的国家。

　　（五）中国式政治责任

　　现代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张贤明认为，中国政治责任体现为不同主体之间在互动中秉持责任的价值与态度，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10］在具体操作层面，政治责任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执政党政治承诺的具体化，被分解到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责任组成了整体的政治承诺。也就是说，政治责任和政治承诺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体现在结果上是不同阶段执政团队对历史承诺的政治回应和政治反馈。

　　中国式政治稳定和中国式政治理性为中国式政治责任的兑现提供前提条件，中国式政治责任为中国式政治稳定和中国式政治理性提供保障。政治责任的提出是在代际共同体理念的支配下，在时间的纵轴上不同代际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11］，前代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考虑对后代的影响，后代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则需要考虑继承前代的意志，完成前代未竟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责任感就为不同历史阶段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规定性和强制性，进而也成为执政党政治理性的又一个来源。换句话说，任何历史阶段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者都不是在真空中行动，而是处于一定的代际责任结构之中，必须考虑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可能后果和影响，不但要为自己这一代人考虑，还要承担上一代留下的使命和任务，更要为下一代考虑，为下一代的行动预留空间，并尽可能地在这一代将困难和障碍都扫除掉，减轻下一代的负担。遇到需要长远规划的事情，则要考虑事情处理的时机和成本问题，将各种任务分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完成。前代尽可能为后代事情的推进创造条件，承担更多成本，让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严丝合缝地衔接起来，体现出每一项公共政策的战略性、连续性和系统性。

　　（六）中国式政治正义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政治责任的支配下，对政治承诺进行兑现的结果，就是要获得政策资源的阶段性共时性增益和长周期的历时性公平，即在发展过程中无法体现公平正义的条件下，要给利益暂时受损者以明确的心理预期，体现出历时性层面社会资源纵向分配的公平正义，并在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通过“补课”达成共识性的共同富裕。历时性正义的提出意味着，在纵向时间层面表达为“不增长即无正义”。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