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党的领导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基于善政与善治的逻辑辨析／罗智芸

　　再次，民主化有赖于治理能力的提高。俞可平认为，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指公民参政议政权）。［2］12而民主制是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参与政治管理的体制机制，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结合了。同时，新自由主义者也对善治推进民主化的功能持有更积极乐观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国际金融机构支援的项目，包括行政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相应的司法改革等，不仅是为了实现善治，更有利于民主化进程。但部分学者看到了其中被遮蔽的漏洞。一是在西方治理语境下，善治发端于高度成熟的市民社会，而对善治与民主结合的乐观看法，事实上是强调市民社会对争取民主的重要性。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层面而言，这反而进一步加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刻板印象。阿尔坎塔拉认为，在处理国家、市民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无论是哪一方占据主导，都很容易陷入用“站队”压制对方的心理。这样错误地将国家与社会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掩盖了市民社会对“权利和权力的剥夺”。［2］23二是受能力所限，长远地看，治理与代议制民主的矛盾才是二者关系的真实表现。正如阿里•卡赞西吉尔所言：“在短期内，这种不带政治的技术官僚的治理是可以改进某些领域的政策实施的。但从长期看，它不大能够真正解决治理危机。”［2］133其根源在于，治理在模糊了国家作为第一权威者的同时，将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完全托付于民主制，而在长期的政治博弈中造成的行为者之间的信任鸿沟则削弱了民主制的有效性，使人们对治理本身产生了怀疑，更遑论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对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验。应该说，学者对治理与民主正向相关的反思，显露出了二者关系链条上的一个缺口，即治理推进民主的议题是有一个前置条件和规定范围的，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公共治理范围，而治理自身具有的民主属性对于构建强而有力的市民社会并不是必要条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推进善治与民主的结合，关键是要明确民主化进程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主次关系，在于增强主体的统治能力和次主体的治理管理能力。

　　四、善政与善治的耦合：党的领导力建设

　　行文至此，善政与善治的耦合不仅成为可能，更是作为过程与目标统一的“善”的应然。善政所求，是政府作为谋篇布局的主导者，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促进政治民主化，构建和谐社会；而善治所指，是统治方式的新发展，是构建更加多元民主、兼容并蓄的权力关系网。尽管二者因在政治实践中的界线趋于模糊而在理论上混为一谈，但从源头上甄别二者的侧重点，能让“善”走得更远。因此，对于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而言，无论是作为善政的主导者，还是作为善治的仲裁人，党的领导力建设的主要任务都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联结善政与善治的一个重要理论目标就是全面把握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