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困境与消解路径／赵昊杰

　　因此，需要厘清网络“后真相”的平台因素，并疏通凝聚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的渠道。一是要构建开放共享的利益协调格局，弥合利益裂痕。“后真相”尽管是一定社会情绪的网络化表达，其内容指向却是围绕利益关系展开的。社会利益差距需要利益协调机制加以消弭，基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非理性情绪和舆论表达则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话语回应和整合协调。二是要消除“后真相”的舆论幻象，建构权威性和共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后真相”的话语表达在对事实真相进行多次塑形和重构之后，不仅破坏了网络舆论的共识基础，还在网络社会中标榜并培养起一种“娱乐真相”和“消费舆论”的庸俗偏好，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因此，需要建构具有权威性和共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三是要营造开放、包容、有序的网络公共空间。网络公共精神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参与和网络交流，然而网络“后真相”宣扬了一种自私狭隘和不通情理的网络交往模式。因此，既要培育积极的公民精神，又要倡导网络交往的文明规范，共同促使网络大众自觉约束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激化行为。

　　（三）话语策略：实现话语赋权与价值引导之间的平衡

　　从话语权力角度看，网络“后真相”的话语权涉及“权力从哪里来”和“权力向何处去”两个层面的内涵。从话语权力来源的角度看，网络“后真相”的话语权力来自互联网技术的功能性赋权以及国家网络法规的制度性赋权。从话语权力效果的角度看，网络“后真相”的话语权所引发的公共政治舆论强化了公众对政治权力的网络监督，也带来了诸如网络谣言肆起、低俗信息泛滥等负面后果。这表明在对待网络“后真相”问题上，不能采用非黑即白的对立方式，而要积极运用舆论规范、话语整合等协同平衡的应对策略。多年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主导和多元共存”的秩序建设理念也决定了不能对网络“后真相”采用清除抹杀的刚性策略。

　　从话语权力来源和效果的辩证关系出发，应对网络“后真相”的行动策略主要包括围绕话语权力规范和价值导向的矫正策略和平衡策略。一是要严守网络话语赋权的底线。网络话语权在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都不是无限制的，缺少底线边界的话语赋权势必导致网络空间话语竞争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在内容议题、传播手段等方面设置话语赋权的底线，保障网络主体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无异于给网络“后真相”话语注入了意识形态的“良心针”。二是要营造多元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话语生态良性发展。对网络“后真相”的规范力量不仅仅来自政府，多元化的网络舆论本身就有助于消解“后真相”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因此，通过塑造多元舆论场域，避免网络舆论被单一话语范式和意识形态垄断，实现多元舆论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