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困境与消解路径／赵昊杰

　　（四）治理策略：强化互联网空间的信息治理

　　网络“后真相”话语在消解共识与信任意义上削弱了政府的网络公信力，“后真相”叙事方式的流动性和碎片化也对信息治理提出了挑战。当网络“后真相”的话语出发点从情绪宣泄和信念主张转向有针对性地操纵网络舆论和网络心态，并不断抛弃客观真相、传播网络谣言和制造噱头时，必要的信息治理就变得愈加重要。信息治理既包括对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的监管治理，也包括对已经发生的网络信息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的介入阻断。网络舆情治理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舆论预判，并对有可能产生的各类后果进行分析把控，最终通过甄别审核机制使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网络舆论治理需要特别关注网络“后真相”的隐喻性表达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例如，网络“后真相”话语可能激发的诸如民族主义、阶层歧视、盲目仇恨等狭隘意识形态和不良情感。随着信息的多阶流动，网络“后真相”话语不仅重构了“N阶真相”，而且不断制造出“后真相”的舆论语境。因此，通过发布权威信息、甄别谣言信息等消除负面舆论产生的空间，有助于维护健康清朗的舆论生态。通过权威性的信息发布和分析论证，倡导网络表达的系统性分析模式，更能提升网络空间话语的科学性权威和对客观事实的共识性认知。

　　此外，网络信息治理还离不开网络媒介以及网民的自我约束和网络自治。事实上，任何共同体的创新和发展都伴随着公序良俗的不断完善。网络“后真相”话语培养了网络世界中“乌合之众”的非理性网络人格，是无政府主义政治心态在网络主体中的心理投射。就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而言，“健康的心理会促进网民自觉的主流文化的认知，并融入其中，实现角色交错与转化，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5］。因此，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治理以及破除网络“后真相”负面影响方面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性框架无疑为网络文化的正向发展提供了多重价值引导，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权威性的价值话语可以破除网络“后真相”所营造出的话语假象，为网络信息治理提供明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龚群.后真相时代与民粹主义问题：兼与吴晓明先生唱和［J］.探索与争鸣，2017（9）：55-60.

　　［2］张爱军.“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诉求与纷争［J］.学海，2018（2）：82-89.

　　［3］于君博.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J］.行政论坛，2018（3）：90-96.

　　［4］张爱军，秦小琪.“网络后真相”与后政治冷淡主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