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困境与消解路径／赵昊杰

　　（二）网络“后真相”基于情感和信念的非理智倾向不断激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敏感议题

　　网络“后真相”并非完全与意识形态没有交集，而是更愿意从非理智的情感和信念角度理解和唤起意识形态。基于情感和信念的流动性与碎片化特质，网络“后真相”的意识形态表达往往是争辩形态和诉求形态，再加上对理性和共识的拒斥，这种“后真相”的意识形态诉求往往会陷入无止境的争辩中。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并不拒绝观点争论。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恰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识形态形成契机，这场大讨论所形成的一系列创新话语和新观点也成为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的意识形态助推器。在新时期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之时，党中央关于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经济的理论研判和战略布局奠定了网络强国战略的观念基础。然而，在网络“后真相”的意识形态诉求中，任何有价值的议题和理性判断均须让位于情绪化的宣泄和信念式的主张，如网络空间以狂热的爱国情感反文化多元化、反世界全球化、反多极化的意识形态诉求。同样，在涉及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辨识问题上，网络“后真相”善于偷换概念、设置意识形态陷阱，以期激起大众去围观官方的正式回应，塑造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健康预期。在缺少理性节制和价值导向的前提下，网络“后真相”的意识形态诉求和争辩充斥着偏见和狂热情绪，而其对于网络群体事件向现实社会的转移则采取默认态度。这严重扰乱了社会生活的价值秩序和观念基础，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认同度。

　　（三）网络“后真相”的舆论封闭场域阻塞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多样性渠道

　　在开放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要素和渠道必然是多样性的，而植根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后真相”舆论模式却具有场域封闭性特征，并阻塞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多样性渠道。具体而言，一是信息过滤加剧了网络主体的个性偏好。换而言之，即“坏的主观性”。网络大数据技术在整合分析用户偏好的同时，采取了信息过滤策略，从而强化了网络个体的感性偏好选择，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