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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下期
政策试点的产生机制及偏离效应分析/刘宏玉 范炳良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刘宏玉 范炳良
日期：2019-02-27 17:06:06
| 空间，但囿于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自身的有限能力等，中央政府的推力最终还是保证政策减少偏移和扭曲的平衡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试点既不是漫无目的的试错，也不是先入为主的试对，而是中央主导的“政策求解”过程。［2］类似的观点还有，在我国的单一制制度下，中央的控制力不可撼动。尽管倡导地方自主创新，但地方还是不能或不愿完全放开手脚，而是“戴着镣铐跳舞”，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的政策试点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有利于中央化解危机但又不失对秩序的控制权，客观上使得试点的试验难以充分发挥和推广。［3］这一类解释的立场偏向较为明显，或许有不合理成分，但从政策试点的运行现状来看，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传统的政策扩散习惯是上级下达指令、下级依序执行，而“自下而上的地方自主”却陷入“叫好不叫座”的怪圈。
尽管中央对地方的权威毫无疑义，但地方的创新意义也不可小觑，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对西方国家的质疑进行回应。放和收的平衡，一直是中国调节央地关系中的难题。政策试点虽具有降低政策成本的作用，但限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试点的设计和选择并不能随意而为，毕竟最终目的是扩散和应用。政策的推广效果不仅影响政策本身的信度和效度，还会对政府公信力等全局性政治面貌的改变产生影响。因此，在面对怀疑的同时，把握住政策试点产生机制的平衡性，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增量补充，也是对深化改革的减量降压。
随着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发展步伐一直都在前进。从中央发动的一系列试点来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政策试点也在逐渐精准化。从这一角度来说，有了中央的政策鼓励，地方的积极性也在相应提升。有了中央做后盾，地方改革的步伐将更加有底气。
参考文献：
［1］朱旭峰，张友浪.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J］.管理世界，2015（10）：91-105，116.
［2］梅赐琪，汪笑男，廖露，等.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5（3）：8-24，202.
［3］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J］.开放时代，2010（4）：59-81.
责任编辑 张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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