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的产生机制及偏离效应分析/刘宏玉 范炳良

　　（二）试点期限强制力不足

　　与一般的法律、制度规定相比，政策试点的特点之一就是试点期限的规定比较灵活，许多试点并没有期限规定。由于试点本身的不确定性，即使有期限限定也不一定能够如期完成。如，原定于2017年5月到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被延长至2018年5月，国务院已经宣布2018年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原定于2017年年底结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延期至2018年12月31日等。在我国，大多数政策试点的自由度比较大，没有明确的完工日期。这主要由于试点处于尝试阶段，决策者们的预知尽管具有参考价值，却没有严格的决定作用，政策发展既受主观意识的影响，也受客观环境的制约。许多复杂政策的试点，其发展进程难以衡量，采取“任其发展”的立场或许更能使其顺应规律，逐步探索出合适的政策方向。

　　特别是那些综合类试点，内容繁多，问题涉及的部门、利益主体广泛，不同于单一性试点“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似乎这样就可以无限度地延期。如家电以旧换新试点、国家技术创新试点、省直管县试点、农村劳动力就业试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等，其历程都比较长，有些至今仍然处在缓慢的试点阶段，没有终止或加大执行力度的迹象。而且对于进展缓慢和失败的试点，地方政府很少总结经验并向社会公布，许多政策就此不了了之。当然，近年来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将复杂的综合性试点分解成小目标各个击破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这类试点的效果仍然需要地方的锐意创新与强执行力来保障。

　　（三）试点产生的透明度低

　　在笔者所掌握的数据来源中，在国务院及各部委公布的政策文本和地方发布的试点信息中，几乎没有关于试点产生过程的内容。中国的政策产生过程一直没有摆脱“暗箱”的弊病，社会大众能够获得的政府公开信息少之又少，其真实性也在各种“数据处理”后大打折扣。地方层面尚有接近民意的便利机会，中央层面则很难了解到真正的民意。我国的政策倾向于由政治精英们独自决定，而政策试点归根结底要落实于政府与人民的有效互动中，作为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人民同样对试点的产生有发言权。尽管由中央发动的试点相较于地方推动的试点而言，不能便捷高效地获取民意，但不能因此而跳过民意。在中央公布的试点名单通知中，最普遍的官方话语就是“经研究决定……&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