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的产生机制及偏离效应分析/刘宏玉 范炳良

　　（四）试点“福利”局部堆积

　　近年我国的改革力度逐渐加大，各个领域的政策试点层出不穷，甚至出现遍地开花的现象。中央在选择试点单位时往往择优录取，那些经济基础牢固、发展面貌积极向上的地方容易“中标”。我国的江浙沪、北上广以及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等均为试点集聚地区。如辽宁省的沈阳市，当前就拥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国家级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国家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等30个国家级试点头衔，加上省、市的示范试点数量更多。试点意味着享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政策优惠和政绩展示机会。就资金上来说，以一个获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的省会城市为例，根据试点政策，该市可在3年试点建设期内获得12亿元的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对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项目建设的，额外还有1.2亿元资金奖励。另如第三批资源城市转型试点，除了可以获得中央和省里的财政资金支持，还可在教育、社保、医疗、信贷等方面享受国家的政策支持。试点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一定的，各个地方相争，都希望从中获益，所以当前很多试点单位并不愿退出试点，一旦“摘帽”，一系列利好也将随之减少乃至消失。而且，尽管试点集聚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试点单位的综合能力强，但数量太多也容易出现重名誉、轻管理的后果，导致试点工作不够深入，蜻蜓点水。一个试点城市往往在包揽多个试点任务的同时也面临不小的压力，试点的检查、评估、考核和验收等环节都伴有较为繁重的工作。另外，中央的支持也会导致资源集中，“一试点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已经是伴随中国试点改革进程的顽疾之一。

　　

　　四、结论与启示

　　

　　我国已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40年的改革浪潮带给中国的是洗去旧尘、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其也标志着中国改革逐渐进入攻坚战阶段。从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开始，我国的各项改革行动似乎也都被赋予了精准色彩。现阶段的任务是“查漏补缺”“啃硬骨头”。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来更加重视在资源保护、环境保护、民生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大力投入。我国地广人众，制定一项政策必定需要考虑各种后果，对于效果不确定性较大的政策创新，难以直接大水漫灌。西方国家一直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政治民主程度等，就政策试点这方面来看，中西方的差异十分明显。我国的政策试点并不严格遵循问题界定、政策制定、政策合法化的程序，而是在一定的制度空间下先于立法的“行政试验”，即采取尝试在先、政策文本在后的方式，这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策扩散机理。［1］

　　从我国中央发动试点的实际数量所占比例来看，似乎地方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而近乎矛盾的事实是，我国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仍然不够理想。尽管地方政府接受试点指令后有相对独立的创新与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