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为什么会为组织做出不道德行为/夏福斌

　　（二）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分析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在人口背景变量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似乎说明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低、工作年限越低的组织成员越可能做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在其他变量方面，各变量都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底线心智和社会损害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组织承诺和社会支持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假设检验

　　1.社会支持和社会损害主效应的层次回归分析。为进一步分析人口背景变量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笔者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社会损害、社会支持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做了层次回归分析。在两个阶层模型中，模型1选入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模型2选入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社会损害、社会支持。从共线性统计量来看，自变量和人口背景变量的容忍度值在0.3到0.99之间，VIF值均小于10，这说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从表2来看，如果未投入社会损害、社会支持自变量，人口背景统计变量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加入社会损害和社会支持自变量后，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支持和社会损害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07和0.283，达到了0.05的显著性水平。上述分析表明，在控制了人口背景变量后，社会支持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社会损害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说明，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H1和H2都不成立。虽然H1和H2不成立，但本文的研究发现正好与研究假设H1和H2预测的方向相反。

　　2.组织承诺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分析。依据 Baron和Kenny（1986）所建议的方法，首先构建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模型（模型 1），其次建立了组织承诺在社会支持、社会损害和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的三种部分中介作用模型（模型 2、3、4）与完全中介作用模型（模型5）。从表3数据拟合指数来看，所有模型对数据的拟合都比较好，但模型4和模型5的指标显著优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因此，接受模型4和模型5。在比较社会支持、社会损害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相互关系后发现，在不考虑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的条件下，社会支持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β=0.103，p=0.009<0.01），社会损害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β=-0.887，p=0.004<0.01）；在考虑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下，社会支持对组织承诺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86，p=0.007<0.05），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β=0.012，p=0.638＞0.05），社会损害对组织承诺和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β=-0.847，p<0.001；β=-0.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