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逻辑理路与世界意义／单佳慧

　　“全球史观”为重新审视与书写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更新。中国和西方全球史学者已经开始从“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荆玲玲梳理了西方全球史学者书写中国的不同视角，包括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互动视角、贡德·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视角、王国斌和彭慕兰的中西比较视角，以及艾兹赫德的世界历史中之中国视角，认为这些学术成果突出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过于聚焦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缺乏对文化史的关注，而且，受自身思维模式和现有史料所限，这些研究依旧未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叙事。［5］“真正的全球史必须是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的事业。”［6］9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教授于2015年提出“‘全球史’的日本视角”［7］，以确立日本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中国历史学家胡成于2022年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旨在“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和互动”［8］。

　　历史解释是有力量的。［9］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语境，超越西方叙事中“先进/落后”“中心/边缘”的二元时空观以及“地方性知识”的局限，以“全球史观”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时空坐标，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往往能激发新的阐释，推动新的话语的形成。

　　（二）树立“在世界之中”对话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基于米哈伊尔·巴赫金思想的世界影响力，对话主义成为文明交流互鉴最理想的范式。对话主义主张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对话，这样才能理解自我、他人，达成双向理解。［10］对话主义为文明互鉴提供路径的同时也预设了理想模式，即不同的主体通过对话能够理解彼此，达成共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对话主体之间的权力往往是不对等的。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西方掌握着对先进文化解释的话语权，导致中西文明互鉴中主体间的权力不对等。现实世界中中西之间的文化互鉴更多是单向的，更多是中国学习借鉴西方，而中国文化所关切的问题很少能够进入西方主流文化的视野，即使在西方得到传播的中国文化，也多被视为被凝视的客体和猎奇的对象，鲜少能够对其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后学”思潮对“西方中心主义”发起的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