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逻辑理路与世界意义／单佳慧

　　为了解决“中西对话”的不对等问题，曾军提出，“要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不再将对话主体局限于‘我和你’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中与西’之间，这就需要引入一个更大的主体——‘世界’，以实现‘在世界中的中西对话’”［12］。首先，“在世界之中”对话意识触及了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文明对话（中西对话为主）和中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张力是近代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自我认知、民族认同以及世界定位的根本性问题。“在世界之中”对话意识将中国视为世界的有机部分，而不是需要被“世界”（西方）改造的对象，从而确立了中国的主体性。其次，“在世界之中”对话意识重新定义了“世界”。在西方文明的霸权下，“世界”等同于“西方”，以至于“与世界接轨”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与西方接轨”。中国“在世界之中”重新确认了世界具有内在多样性，同时也具有将非西方文明带入主流对话视野的潜能。再次，在方法论层面，“在世界之中”框架摆脱了“西方/反西方”的二元对立，既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抗议，又避免了滑向“文化保守主义”，进而达到从更普通、开放、多元的视角增强文明互鉴的目的。

　　（三）“以中国作为方法”构建多元世界图景

　　书写“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树立“在世界之中”对话意识，旨在将中国放置在世界之中，挖掘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增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不只源于新时代中国树立全球主体地位的权利意识，也源于中国承担推动世界进步的责任意识，也就是“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世界作为目的”。

　　“以中国作为方法”并不是要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标尺”，而是要走向更多元的世界图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于1989年出版了《作为方法的中国》，把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认知放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评价，试图“通过摆脱始终影响着区分论和阶段论的既存的进化史观，从中国的基体出发，重新回到原理上来，思考对于历史来说到底什么是进步，或者近代化到底是什么”［13］115。他认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13］131，进而“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13］132。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曾用“以中国为对象，以欧洲为目标”的“迂回”策略研究中国，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对完整与独立，与欧洲文化传统不同且无关，“经由中国，远西对话”，可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