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与规范补正

　　另一方面，将概括式规定与列举式规定共同作为规范设定形式。可在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设定中，通过典型列举在前、概括兜底在后的形式，就所涉禁止事项予以整合规定。例如，可将“礼品礼金、消费卡、加油卡、电子卡、电子红包、旅游、娱乐健身”等具体禁止事项予以明确列举，将“其他能够直接或间接获得财产性、服务性利益事项”作为兜底性表述，从而避免不周延的规范表述可能生成的规则真空。

　　（二）确立多元化敛财监督规范以充实防范手段

　　确立多元化敛财监督规范是针对领导干部隐身多变的人情敛财方式，设定监察相应事项的具体行为准则。基于前述假托风俗习惯、网络送礼、挂靠他人名义三类隐身敛财行为，可分别设定相应的监督规范而在规则层面充实监察防范手段。

　　1.设定假托风俗习惯监督规范

　　假托风俗习惯监督规范是指从人情礼来源到监督模式，就假托风俗习惯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一方面，就人情礼来源而言，不应仅局限于公款违规使用，还应将私款送礼也纳入规制范围。可就风俗习惯所涉事项予以区分，传统节日可适用前述正常人情礼量化标准，“选举、任职”等其他事项则一律绝对禁止。

　　另一方面，就监督模式而言，应针对领导干部人情交往的不同对象，确立职能部门监察为主、社会公众监督为辅的监督模式。领导干部之间及体制内人员之间的人情交往，以所在单位及上级监察部门监督为主，特别是针对各级各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稽核检查，以切实杜绝公款送礼情形。领导干部与体制外人员之间的人情交往，以社会公众监督为主，鼓励普通民众积极提供线索推动监察部门及时介入。可积极推广“四风”问题“随手拍APP”等新型社会公众监督方式，从而为公众参与领导干部人情往来监察提供必要的参与空间和便捷的参与途径。

　　2.设定网络送礼监督规范

　　网络送礼监督规范即指从送礼内容到技术手段，就网络送礼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一方面，就送礼内容而言，“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电子券、网购折扣二维码”等各种新兴网络送礼形式皆应纳入监察范围。在提升发现人情问题、甄别人情礼性质的能力水平的同时，相关查处机制也应一并确立完善。

　　另一方面，就技术手段而言，可由相关监察部门主导、电商运营平台协同、电商业主等相关部门或人员配合，制定网络送礼监管技术手段建设方案或指南。可尝试运用实名交易、记名支付、人脸识别、网络交易大数据分类备份、网络交易异常数据自动预警等手段，来破解网络送礼所涉信息隐藏、信息筛查等技术难题，从而实现对网络送礼的有效监管。

　　3.完善挂靠他人监督规范

　　挂靠他人监督规范是指就挂靠他人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既有规范设定更多地局限于领导干部的亲属家人，已不能有效适应当前的监察工作需要，需从禁止范围到监察方式皆就挂靠他人监督规范予以充实完备。

　　一方面，就禁止范围而言，既有规范设定多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