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理在于奉献

　　为官之理在于奉献，是说当官不能享清福。官是履行职责的角色，为官是必须做事的，从道理和逻辑上讲，为官者没有权利享清福、没有理由享清福、没有心思享清福、没有机会享清福。但是，现实中为什么存在为官可以享清福、为官能够享清福的现象呢？首先，这是一种偏离为官正当和正常伦理的腐化堕落思维。就连正常的专制统治者也不会认为为官应该享清福，对于为官不为、企图享清福的官吏必然会予以训斥、裁撤甚至惩处。古代帝王地位至高无上，权力无人能及，可谓最大的官，但有为的帝王都非常勤政，为江山社稷和黎民苍生夙夜忧劳，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历史的贡献，从而青史留名。而那些享清福的帝王，怠政荒政、犬马声色，虽然享了一时清福，却给国家民众造成了灾难，自己往往下场也很惨。这方面，唐玄宗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唐玄宗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执政长达44年。他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在位的中前期拨乱反正，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在位后期，他贪图享乐、荒淫无度，怠慢朝政、宠信奸佞，结果导致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造成盛唐的衰败，给民众带来空前浩劫，他自己也不得不逃奔蜀地，下场凄惨。历史的教训表明，清福无福报，图一时之欢，必遗长久之灾。其次，不少为官者推崇“萧规曹随”、无为无不为的为官之道，认为为官不仅可以享清福，而且能够享清福，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和肤浅之见，不足为训。“萧规曹随”是久历战乱之后国家与民众休养生息的一种权宜之计，不是可以奉为经典的长治久安之策。可以想象，如果西汉长期采取“萧规曹随”的国策，没有后来汉武帝的奋发作为，随着北方匈奴势力的坐大，很可能会陷入国亡家破、生灵涂炭的境地。事实上，西晋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之后，安而忘危、纵情声色，纵容清谈、国政日非，在他死后不久，内部爆发了“八王之乱”，外部出现了“五胡乱华”，西晋迅速灭亡，不仅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且王室几近殄灭，仓皇南逃，建立东晋，偏安一隅，世家大族覆巢之下无完卵，衣冠南渡，其中惨状不可胜言。再次，为官可以享清福是一种由官职设定不合理、权责不对应、人岗不匹配造成的为官者难以发挥作用的不正常现象，造成有些为官者有权无责、有才无位、能位不符，或以享清福来炫耀，或以享清福来抒发不满，需要通过采取改革行政体制、完善权责机制、提高选人水平等举措加以解决，而不能将其作为为官可以享清福的佐证。

　　为官之理在于奉献，是说当官必须不图私利。我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国家，国家给予官员很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比较优厚的待遇，当然收入方面包括正式收入和隐性收入。从现代意义上讲，官员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在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在供养着官员，不仅领导干部，即使一般干部与普通群众相比，在生活水平上也还是过得去的。因此，仅仅从经济意义上讲，古代的官、现代的干部，已经从国家、社会和民众那里得到了相对优厚和稳定的生活保障，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应该用权力来为公，而不应该谋私，这是一个起码的为官之理。领导干部要计利当计天下利，不应以一己之私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