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腐败治理突破“污水缸”效应的思考

　　（一）摒弃错误认识，树立正确反腐思想

　　什么是腐败？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思考的问题。关于腐败的内涵，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其均存在不同的表述。一般而言，越是廉洁指数高的国家，腐败的内涵越广，外延越宽泛，反之亦然。在透明国际排名靠前的国家中，腐败不仅涵盖了最为基本的贪污受贿、钱权交易等行政胡作为、行政滥作为行为，甚至行政不作为、行政懒作为也被纳入其中；而在廉洁指数较低的国家，腐败则主要停留在最基本的范畴，主要指前一种行为。对于我国而言，早期对于腐败概念的界定与党的十八大之后有明显区别。显然，党的十八大以前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腐败的界定主要停留在以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同时，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错误的认识与论调，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厘清，以正视听。

　　1.经济唱衰论：关于“廉政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错误认识。“腐败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谬论一度甚嚣尘上。主张这一论调者认为，腐败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减少繁文缛节，提高效率；腐败能够刺激官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工作效率；甚至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成本，由此认为反腐会导致“干多错多，不干不错”等行政懒作为、行政不作为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殊不知，此论调漏洞百出。首先，其完全颠倒了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倒U形关系，即腐败最终必定阻碍经济发展；其次，其严重抹杀了体制+规划+巨大人口红利+民众努力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中国道路，并最终以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姿态迈入新一轮的角逐的事实；再次，其完全忽略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最大桎梏，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巨大瓶颈。

　　2.政商合体论：关于“政府角色与功能”的错误认识。所谓政商合体论，是指强调、凸显政府与企业结合促进经济发展的论调。该论调秉持的基本原则即大政府、全能政府，强调中国集权治理的历史渊源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出现如此论调，很大程度上是受过去改革经验论的影响。中国30多年的改革，政府之功不可磨灭，然而，转型期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角色如何摆放、如何规制，则是目前的一大难题。对此，要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应调整政府角色，政府权力应加以限制。当前中国腐败肆虐，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权力过大，缺乏限制、缺乏制约、缺乏制衡、缺乏边界，政商合体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政府权力，抹杀了政府权力边界、社会权利边界，同时也加速了贫富分化、国家内部的空心化，在将腐败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的暴民化。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国家比作“必要的害”，实质上，政府也是必要之祸害。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否则，权力与市场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便会形成权贵之祸。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是目前腐败治理中必须厘清的重要认识。

　　3.改革速效论：关于“廉政改革时效”的错误认识。实现反腐败改革的任务将是长期而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