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中的非法治形态与矫正机制构建/田 刚

　　【摘  要】随着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不讲法治讲人治、不依法治依情治、不以法治以权治、不用法治用官治等非法治形态。究其原因，主要有治理规则、治理能力、治理协作、治理土壤等方面的因素。实现农村法治化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多措并举进行综合矫正：建立健全涉农法律法规，实现“治有良法”；提高治村干部法治能力，确保“治有良吏”；丰富农村法律服务资源，实现“多方合治”；厚植农村法治文化土壤，确保“官民同治”。

　　【关 键 词】农村治理；非法治形态；矫正机制

　　【作者简介】田刚（1977— ），男，中共贵州清镇市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基金项目】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2016年度社科招标课题“农村法治化治理联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DXKTFX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8）17-0061-04

 

 

　　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百姓安。正如亨廷顿所言：“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1］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及非法治形态

　　（一）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可喜进步，农村依法治理工作成效明显。40年来，我国制定和颁布了540多部有关农业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推动“三农”工作步入了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二）农村治理的几种非法治形态

　　虽然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已具备，正在向好发展，但仍然存在讲人情关系、以权压法、“官本位”等非法治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态。

　　1.不讲法治讲人治。笔者对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三类群体的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在农村治理工作中“主要靠人治”的分别占到11%、20%和31%。有的镇、村干部在农村治理工作中法治意识淡薄，认为村里的很多事情“剪不断，理还乱”，如果依法依规走程序，不仅耽搁时间、效率低下，而且很多事情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法律依据，于是在处理村级事务中就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凭个人主观好恶、价值偏好做决断，既不讲民主集中，更不依法办事。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越是人治，问题越多，越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善后处理”。

　　2.不依法治依情治。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农村社会的融入度逐渐提高，传统封闭的思想观念有所转变，但仍然存在较重的宗族意识和家族观念。笔者的调研结果显示，6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工作中，即便总体依法办事，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讲感情”“拉关系”的情况，特别是在村级换届选举中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选出的村干部在处理村级事务时，难以依法治理，更多的是依情治理，谁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