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及赓续／王雪梅 教军章

　　在仁主导的社会中，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品性，因此常常与仁连用。“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强调的是天下诸事处理，均应以义为标准。孔子将见得思义列为君子九思之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君子追求富贵应该义字当先。孔子之后，孟子继续推进了对义的理解，主张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居仁由义的思想，明确指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即仁是内心所居，而义则是实践体现，坚守义的实质是遵守社会规则，也就是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信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信是仁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继承了孔子信的基本思想，并将“朋友有信”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信作为一种重要德性，发挥着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增强聚合力的关键作用。

　　汉代董仲舒创制了“性三品论”，认为人性按照上、中、下三级可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指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他从天地阴阳出发，依据天人相应原理，提出人性也有阴阳两面，主张“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他从性的名实相符角度出发，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是德教适用的对象，通过接受教化，最终达到圣人之性这一至高境界，其所遵循的路径就是“三纲五常”，正所谓“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

　　宋代大儒张载是先秦儒家心性论的继承者和完善者，他将孟子的尽心知性同《中庸》和《易传》中的心性主张相结合，对天、道、性、心进行了层层定位，“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将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心区分为道德心和认知心，主张心性二分，性为心之道德基础。他提出了“大其心”而“无我”的体验方式，并给出了自诚明、自明诚、知礼成性、敬慎如一、博文约礼等诸多具体的修养之道，使其“心性功夫论”自然展现出了“修性”而“至于命”的最高境界。

　　“二程”则把理气引入了心性论。无论是程颢的“讲心”——“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还是程颐的“重性”——“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其“性理之学”将儒家的心性论推至了抽象思辨的阶段，告诫人们要存命、养心而尽心，昭示世人以善去恶、进德修业的教化路径。朱熹深受“二程”思想影响，其心性论成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和理在气先的宇宙观的理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