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愿”文化对治理能力的多维度消解及其破解之策／易星同

　　3.“乡愿”以逐利忘义使秩序无德。损公肥私是孔子“恶乡原，恐其乱德也”的原因［1］390。治理秩序的建立需要以道德作为指导，治理原则的设置应当将道德融入其中，“乡愿”所能实现的仅仅是一种无德的秩序，这与治理所要达致的善治可谓南辕北辙。无德的秩序将会使治理沦为一种“恶治”，公共利益将不再是治理最为关注的对象，“乡愿”的收益多寡将成为秩序建构的根据，从而导致原则赋予治理的秩序之德丧失殆尽。

　　4.“乡愿”以似是而非使秩序失准。儒家倡导“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6，即如宇宙星辰般运行精准的秩序观；追求的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14，即有历史与传统承继的秩序观，体现了秩序建构应当以实现合理性为目标。然而，“乡愿”的秩序观似是而非、混沌不清，此种秩序构建必将严重失准，与治理所追求的以秩序的合理性实现治理的有效性难以兼容。同时，治理所呼吁的法治、责任、稳定、公正等秩序供给原则也不允许“乡愿”掣肘。

　　（三）“乡愿”文化阻滞治理机制的运行

　　孟子批判“乡愿”“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的处世哲学［1］390，体现了“乡愿”具有的关乎人性和左右人生的特点。在治理场域中，“乡愿”更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而存在。我们可以借助政治文化的“球体论”来理解“乡愿”。所谓“球体论”，“即将政治文化比喻为一个球体，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处于球体核心，政治心理属于球体外壳，政治价值居于二者之间”［8］。“乡愿”在治理中正是作为政治文化的“球体”，从意识形态、心理和价值三个维度产生梗阻。

　　1.“乡愿”在治理中呈现伪善的意识形态。“乡愿”因其“媚于世”的意识形态导致人们“非本真状态”式的沉沦［4］。“乡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品质上是低劣的，其蕴含了“自以为是”的伪善的价值判断，导致“乡愿”的“善”在形态上异化为“抽象的善”［5］，使得“乡愿”在意识形态上的导向迷失。在治理机制中，工具理性固然重要，但是正如学者俞可平所言，“我还有另一个更深远的担忧，即如何处理国家治理改革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7］160。“乡愿”之害正是因其处于“非本真状态”的沉沦，用“抽象的善”迷惑世人，以“乡人皆好之”误导治理的价值理性，进而阻碍治理的工具理性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治理机制所要呈现的价值理性应当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以此引导治理工具理性，而“乡愿”的伪善意识形态则更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