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愿”文化对治理能力的多维度消解及其破解之策／易星同

　　“乡愿”文化之害不仅在于解构治理权威，更在于重构治理权威。权威之于统治的重要性，“乡愿”之于权威的破坏性，令“乡愿”为儒家所恶。孔子将“乡愿”斥为“德之贼”，更指出“乡愿”“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实质危害。［1］114在治理的机理中，“乡愿”以“恶紫夺朱”的方式解构治理权威，并重构治理权威，使治理权威丧失了正当性与建设性。“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7］22良好的治理以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目标，并以公共权威作用的有效发挥使之得以实现，权威的落脚点在“公”而不在“私”。“乡愿”对治理权威的重构是以作为“公器”的权威服务于一己之私，这显然和善治的目标背道而驰。如果说破坏治理权威的可能是“莽夫”与“愚者”，那么试图“恶紫夺朱”的“乡愿”则是十足的“败德者”，其对公共权威的破坏绝非所谓善意的无心之失，而是其“鲜矣仁”的本质显露。因此，要维护治理的公共权威，使善治得以施行，不仅要认识“乡愿”对公共权威的破坏之害，更要辨明其重构治理权威之实，才能对其予以有效防治，使其伪善之举无处遁形，避免“乡愿”“乱雅乐、覆邦家”的危害。

　　（二）“乡愿”文化破坏治理秩序的确立

　　在春秋乱世因反思“天下无道”而产生的儒家思想，始终认为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乡愿”为儒家所批判，在于其以“败德”“失礼”而破坏秩序的建构。在当代社会，要以治理谋求善治，秩序作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必须得到有效供给，而“乡愿”却以其“媚柔而不立”“诈伪而不诚”“逐利而忘义”“似是而非是”影响着治理秩序的有效供给［3］。

　　1.“乡愿”以媚柔不立使秩序混乱。达致善治需要良好秩序的供给，而“乡愿”常常为实现自我目的变动秩序赖以存续的原则，以伪善使得“乡人皆好之”［1］84，这种曲意逢迎、屈伸无度的行为必然会使得治理秩序混乱，因为秩序原则不具有模糊性，坚持原则的治理才能体现合法性和透明性的善治要求。柔媚的“乡愿”观使原则变得机动、随意、缺乏稳定性，这样的原则保障下的秩序供给必然混乱不堪。尽管治理的原则并非一成不变，但是联动秩序稳定的原则变迁必须遵从治理的规律，而不是如“乡愿”所行，由私利牵引而随意变迁，使原则赋予治理的秩序之善丧失殆尽。

　　2.“乡愿”以诈伪不诚使秩序虚无。秩序建构最大的悲哀不是秩序的缺位，而是秩序的虚无。“乡愿”使治理活动充满着诡诈和虚伪，表面唯唯诺诺、实则阳奉阴违的“老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