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与政府间政策产品交易的互动模式、困境及治理策略／龚会莲 孙永祺

　　（三）推动政府与智库的资本交流与互动，协调和整合多方利益及诉求

　　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由于部门分治和利益分割等情况存在，政府的战略制定总会被眼前或部门利益左右，无暇顾及长远发展和整体规划等层面，从而造成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愈加急切。基于不同群体的现实情况及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在借助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智库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有效推动着其与政府资本的交互融通与资源共享，从而充分发挥智库平衡分歧的“减震器”作用，以寻求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2］作为一种吸纳集体智慧和知识资本的参与机制，智库及其政策产品能有效塑造政策形态、监测政策运行，确保程序公正和政策效益最大化。智库将处于蛰伏或隐性状态的分散和无序的利益诉求，通过正当渠道予以明确表达，并以合理化意见形式有序传递到决策层，帮助政府制定合乎民意的公共政策，随即以迅速得当的方式将政策意图及执行方案向公众予以传达，并同步利用市场监督和媒体曝光等机制对政策实施过程进行实时监控，由此提升整个决策系统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做到在协调和整合多方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回应各方诉求。

　　

　　二、智库与政府间政策产品交易的互动模式

　　

　　从我国智库与政府间的政策产品互动实践来看，目前的交易类型大致呈现为三种模式。

　　（一）内吸模式

　　内吸模式是指智库被政府吸纳并内含于政府的互动模式，常见于政府以定向委派形式将政策产品转交智库供应。这类政策产品常被冠以“政府私人报告”的名目，服务人群多指向政府及其内部部门。与以往西方所强调的智库研究过程要不受捐助方、商业因素、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免沦为政治博弈传声筒有所不同，在内吸模式中，“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一交易信条使得智库与政府双方早已被内定化的交易习惯捆绑，智库与政府实质上结成了依附且非竞争性的互动关系。政府往往依据和智库的事前契约对智库政策产品的生产予以安排，而附着有浓厚雇佣化色彩的智库则始终与政府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对智库而言，这种互动模式的立足点在于交易过程中的产品品质及潜在信息安全等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即能有效节约互动交易中产生的诸如合同签约、义务履行以及纠纷索赔等外部成本，从而成功降低因外界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隐患。此类模式下的政策产品也因容易取信于政府及其官员而广受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