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及其四维进路／管志利

　　（二）社会治理工具的科学选择和创新，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总体性转向

　　社会治理复杂性渐增和政府职能扩张受限之间的矛盾，暗含了社会治理主体呼唤政府“赋权”和政府主动回应向外“放权”，二者在频繁互动中催生了社会治理权力的共享。郑家昊根据“政府工具向治理工具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提出“行政国家”的政府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时，政府工具与非政府工具经由组合和协同孕育了作为总体化存在的“治理工具”，对总体性治理工具的选用与创新由之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5］“治理工具”在实践运行上体现出存在的总体性特征，以及在责任划分和难题追溯上的社会建构性，实现了对政府工具的扬弃与超越，这要求在研究中要实现工具主义向兼具价值关怀的研究模式转向，对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履职方式，社会治理工具的协同性、总体性及其创新的机制、原理和方法等开展总体性研究，以促进“治理工具”的功能发挥和科学运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结构（以共享社会权力为基础）是社会治理权力结构的外显，这为地方政府掌握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实践特性，更好地洞悉社会治理权力的分配、运行与建设逻辑，进而理性选择社会治理工具提供可能，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

　　（三）基层综合治理能力和治理成熟度，决定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扩散空间

　　提升基层治理成熟度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方式，在于党政干部领导方式的转变、群众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增强、公共参与机制的完善和基层自组织的持续发展等，这些方面构成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根据动机行为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社会治理理论，亦可发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面临领导干部的认知结构失衡、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薄弱、社会治理体系的缺陷（尤其是标准化建设的片面性和不科学）、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多元主体间共建共治的社会资本障碍等多重问题。

　　（四）治理主体间的多元互动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价值融合

　　从动机行为理论、资源理论、系统论等理论视角看，社会治理能力主要受到三重影响，即多元主体间价值的融合性和认知的一致性影响、资源的共享性和整合性影响、行为的协同性和秩序性影响，尤其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社会资本对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网格化管理对基层安全治理、灾害源头发现等技术管控类事务具有良好效能，而对需要由多个责任主体协同的治理服务类事务议题治理效能欠佳。但作为关系嵌入式资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