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模型下精准脱贫的逻辑困境及其长效机制研究／张 蕊 麻宝斌

　　1.竞赛式脱贫。中国行政体制具有明显的压力型特征［2］，具体表现为工作任务自上而下地层层加码。这一特征最早出现在经济发展领域，但之后延伸到各类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央提出到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即贫困县摘帽、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这一目标引领下，地方政府像竞赛一样超前完成脱贫任务。R市在2016年初正式进入脱贫攻坚期，2018年底就实现了全市全部脱贫，而Z村则在2017年底已经实现全部脱贫。如此短的时间难以形成真正的长效机制，Z村党支部书记也表示，要是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肯定做得更好。

　　2.亮点式脱贫。地方政府在政治任务的驱动下展开竞赛式脱贫活动，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呈现出脱贫效果，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就凭借自身拥有的政治优势争取短、平、快的项目，打造亮点村，以此树立脱贫典型并取得政绩。这种打造亮点的脱贫方式会造成精英捕获与反精英捕获并存的现象，尤其在产业扶贫中最为明显。精英捕获表现为承担包村脱贫任务的责任人拥有越高的政治地位，则其越容易申请到项目，即形成权力的资本化。例如，县委书记亲自定点包抓的村庄，能够获得大量的来自高层意志的“戴帽项目”，从而致使真正有需要的村庄反而得不到项目的支持。同时，还存在相反的“反精英捕获”现象，即经营不善的项目，如一些农业合作社，由于地方行政对政治的吸纳而能够吸取扶贫资源维持自身运转。对此，有研究者提出“弱势吸纳”［3］，即亏本的合作社靠吸纳扶贫资金维持自身运转，但真正适合发展并能够带动贫困户致富的合作社得不到相应的资源。产业扶贫通常被认为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并实现脱贫持续性最有效的脱贫项目，但由于政治任务的推动，使得部分基层干部选择短期内易出政绩的项目，而放弃时间长却可能真正使贫困户获益的项目，导致扶贫项目不仅难以实现助力脱贫的目标，反而浪费了资源。

　　3.动员式脱贫。政策执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是现代化行政的重要特征，而为了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国家自上而下地发动各级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过程中，呈现出动员式治理的特征。精准脱贫中的社会动员主要体现为以利益互惠的形式将企业纳入扶贫主体，一般采用直接帮扶、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的形式。其中采用委托帮扶形式的较多，即政府将扶贫基金拨付给企业，企业给帮扶对象分红。但是，此类委托帮扶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甚至有的企业参与可能只是为了套取扶贫基金。这种利益互惠式的动员策略可能因为企业方面的因素而失去扶贫的目标靶向。企业参与扶贫的实质应当是引导贫困户依托自身的资本与扶贫产业进行深度联结，形成产业振兴与脱贫致富的嵌入式发展机制，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但当前的企业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