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模型下精准脱贫的逻辑困境及其长效机制研究／张 蕊 麻宝斌

　　（二）精准脱贫的实践困境：贫困户生计权利与生计资本的“脱嵌”

　　精准脱贫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使其价值导向偏向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的时限性迫使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可观的显性政绩，因此，对高效率的追求急剧增长。这就导致在政策实践中，原本作为政策主体之一的贫困户反而“脱嵌”于整个政策过程，具体表现为贫困户生计权利的衰微和扶贫举措与贫困户生计资本间的脱节。

　　1.贫困户生计权利的衰微。贫困户的生计权利主要表现为脱贫面前机会平等、权利遭受侵犯时可合理维权、脱贫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真正参与，这些并不因公权力或其他因素而随意改变。但在脱贫过程中，贫困户的生计权利极其衰微。第一，配额制的精准识别。精准识别就是准确选定扶贫对象，是维护贫困户生计权利的基点，但在S省的精准识别过程中出现了配额制的现象，即不参考贫困标准，而是分配名额。这种配额制的精准识别可能导致真正的贫困户无法获得帮扶，而一些非贫困人口反而由于各种原因被扶贫，不但浪费了扶贫资源，而且剥夺了部分贫困人口免于贫困的权利。第二，只退不进的动态调整。贫困是个动态性问题，当前的非贫困人口可能会陷入贫困，脱贫人口也可能出现返贫。国家要求各地设立贫困户的动态调整机制，即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稳定脱贫人口的退出机制和新贫困人口的纳入机制。R市在2014年没有做到精准识别，从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都在纠正识别错误，但这个纠正基本就是运行退出机制，即只退不进。因此，配额制的精准识别带来的问题可能并没有在之后的动态调整中被完全纠正。并且，退出扶贫范围的群体是否有重新陷入贫困的问题，也没有被重视起来。这种完全基于行政强制权力实施的计划式识别与退出机制，将贫困户完全置于被动地位，使其无法表达自己的权利。第三，机械化的项目参与。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5］85，因此，要通过提高贫困户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来治理贫困。虽然地方政府也提出要杜绝贫困户“等靠要”的行为，但事实上，地方贫困治理的策略基本都是由政府直接决策的，贫困户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而贫困户的参与也体现出机械化参与的特征。从实践来看，贫困户实际参与的项目较少，多数以分红的形式参与到项目中来。贫困户究竟应该参与哪些项目、如何参与、多大程度上参与，都应该依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参与或者不参与。除了参与具体政策执行，在制定扶贫政策时也应当积极吸纳贫困户参与，制定出符合贫困户需求的决策。

　　2.扶贫举措与贫困户生计资本间的脱节。厄普霍夫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受援性自立”［6］，即农民生计改善的主要因素在于农民自身，应通过政府的外在力量将农村穷人的勤劳、智慧、自力更生和潜在能力有效地调动起来。这需要激发、改善、优化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需要扶贫举措与生计资本相衔接。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