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的内涵、困境与出路／张 宁

　　第一，国家能力不够。国家权力要严格限定在合适的领域内，国家触角延伸的范围越广，国家所能够调动的资源就会越分散，国家就越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弗兰西斯•福山指出，国家能力意味着在既定的职能范围内，政府力量强度的大小。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往往都选择收缩政府的职能范围，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些国家在收缩政府职能的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能力，这是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政治失序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5］

　　第二，国家自主性较弱与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行。二战后，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发展出各种形式的“庇护主义”，政治家交易的对象不管是握有大量资本的资本家还是握有选票的贫苦大众，短期的恩惠伤害的必然是经济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就是很好的例证。在穆加贝长期统治期间，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如影随形，他在经济上采用了民粹主义策略，使津巴布韦从非洲的“面包篮”变成了“贫民窟”，艾滋病盛行，人均寿命从1980年的60岁下降到2000年的45岁左右。［6］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然，二战后转型的国家中也有少数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被称为“东亚奇迹”。阿姆斯登和韦德等学者认为，东亚各经济体在启动各自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发育极其不健全，要求其政府必须动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不只是经济手段以替代一部分发育不健全的、残缺的或无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各种方法干预企业产权归属、决策和经营，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迅速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解释被称为“国家推动论”。该理论从政治原因当中寻找东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原因，指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作用。政府的干预或者替代行为可以弥补市场自身发育不全和市场残缺带来的巨大后发成本（主要是后发制度成本），政府推动则以非常小的后发成本促使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进而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

　　（三）国家能力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变革往往有多重目标和各种选项，政治家必须根据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境，制定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确定各种选项的优先次序。国家构建的研究者很多都认为国家能力建设应该先于民主建设，国家能力是民主构建的前提条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篇就强调政府的治理能力要重于政府的形式。在这本书中，政治秩序是他首要关注的问题，他通过政治制度化等概念，分析和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失序的原因，并指出了如何实现政治稳定。

　　蒂利认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促进了民主的产生。民主和民族国家一样，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源于不断的战争和社会抗争。从西欧民主产生的过程来看，民主是统治者出于获取战争所需资源的需要，与民众不断妥协和博弈的结果。民主化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顺序十分关键，民主化如果产生在强有力的现代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