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实践中的人文理念缺失及其化解策略／揭志辉 李芳凡 刘桂莉

　　（四）对扶贫干部的宽容与关怀缺乏

　　基层扶贫工作人少事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扶贫干部艰辛工作的真实写照。有驻村第一书记在谈到扶贫工作时，感慨最多的是对不起家庭，原因是其妻子为另一个镇的扶贫专干，夫妻俩长期挂点驻村工作导致无法照料家庭。现实中，这样的扶贫干部有很多。同时，还有一些年轻的扶贫干部抱着在农村大有所为的念头参与精准扶贫，却被过滥的考核、检查、迎来送往打击了工作积极性，陷入对工作的困惑迷茫之中。毫无疑问，扶贫干部承担的期待、责任、要求远远多于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尊重、关怀、宽容。当在面临未来前途与繁重扶贫工作任务的失衡时，一些扶贫干部逐渐产生了心理倦怠。

　　（五）农村精神空心化现象普遍

　　农村日益空心化已成为中国转型时期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城市凭借丰富的各类资源，吸引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到城镇务工、生活，而留守农村的则是妇女、儿童、老人。这部分群体受年龄、认知等自身素质的限制，极少有能力与意愿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同时，青壮年的流失使得留守群体的精神缺乏慰藉，内心空虚，致使许多留守人群热衷于纸牌游戏。伴随着外出务工人群对农村的感情和依赖性逐渐减少，许多优良家风和传统美德的传承慢慢中断，其中就包括传统的家孝观念。［5］特别是一些独居在农村、缺乏家人陪伴的留守老人，因生活困顿而成为政府帮扶的对象。如何处理家庭责任与政府责任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

　　二、精准扶贫中人文理念缺失的原因

　　（一）不合理的考核机制

　　在现行的扶贫考核机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考核普遍采用一票否决。诚然，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问责确实能帮助不少扶贫干部拧紧责任的“发条”，增强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但是泛化滥用的后果就是逐级累加和分层下压，造成责任推卸和激励扭曲。例如，签订扶贫“军令状”的本意是期待以层层传递的扶贫工作压力形式来督促相关扶贫干部做好本职工作，然而在压力型体制下，扶贫工作任务最终落在了地方政府和帮扶责任人的肩上，且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贫困县的党政一把手，在贫困县未退出之前不能变动。此时，扶贫工作也就围绕通过国家第三方评估中的“两不愁、三保障”检查来做文章，通过一些临时性的政策补贴方式在贫困户的收入上“注水”，把贫困户的人均收入抬至贫困线以上，甚至有扶贫干部为考核过关，提前给结对帮扶的贫困户送钱送物，以期通过国家专项评估。这些做法都背离了精准扶贫的初衷，无法做到贫困户的可持续脱贫，难以避免出现数字脱贫与虚假脱贫的现象。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部分地方政府与扶贫干部并没有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当作扶贫主体，而是最先着眼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把帮扶贫困户当成完成上级摊派任务的需要，最后变成自身通过专项评估检查和获取职位进阶的一项政治筹码，而忽视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其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于是帮扶工作变成了一项例行的工作任务。

　　（二）贫困文化与贫困心理的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阐释贫困现象，对贫困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