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型文化对公务员促进性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何蓉蓉 蔡东宏

　　基于以上分析，官僚型文化会负向影响公务员对创新收益的预期，而创新收益预期又能正向预测公务员的促进性建言行为，由此推断官僚型文化会通过创新收益预期对促进性建言行为产生间接效应。由此，提出假设H3b：创新收益预期在官僚型文化与促进性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链式中介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工作自主性和创新收益预期都在官僚型文化和促进性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也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已有研究发现，工作自主性能对个体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如高工作自主性可以缓解男性工人情绪劳动的不利影响，工作授权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活力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本研究认为，工作自主性会通过激发积极情绪、增强公务员创新的内在动机，进而正向影响公务员对创新收益的预期。

　　在假设H1、H2a、H2b、H3a、H3b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官僚型文化不仅会直接影响公务员的促进性建言行为，还会通过影响工作自主性降低公务员对创新收益的预期，最终抑制公务员的促进性建言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4：官僚型文化通过工作自主性和创新收益预期的链式中介影响促进性建言行为。

　　二、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厘清官僚型文化、工作自主性、创新收益预期和促进性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地方政府中对公务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采用SPSS和MPLUS等软件进行数据清理与统计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四川成都、四川甘孜、四川巴中、河南郑州、云南昆明、浙江杭州、贵州贵阳和重庆璧山等地区的20多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进行了随机抽样，正式调查时间为2018年6月至8月，共发放问卷428份，回收有效问卷322份。研究对象中，性别以男性为主，占63.7%；年龄以40岁以下为主，占69.3%；学历以本科为主，占73.0%；职级以科员为主，占50.9%；本单位任职期限以1~10年为主，占59.0%。

　　（二）研究工具

　　以下所有变量都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或“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符合”或“非常同意”。参考已有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职级和本单位任职时长设定为控制变量。

　　1.官僚型文化。采用Wallach开发的官僚型文化量表，共8个题项，通过“翻译—回译”和预调查对部分题项进行了修正，代表性题目有“我所在的单位具有权力导向的层级结构”“我所在的单位里，人们工作是受到严格监管和控制的”。经验证式因子分析后，删除了一个Factor Loading值小于0.5的题项，剩下7个题项。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值为0.880。

　　2.工作自主性。采用Spreitzer改良的量表，共3个题项，代表性题目有“工作中我有很多机会独立自主地决定如何完成任务”“我的工作允许我在职责范围内独立处理事情&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