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型文化对公务员促进性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何蓉蓉 蔡东宏

　　（二）工作自主性的中介作用

　　工作自主性是在安排工作进度、决定实施程序等方面被赋予的实质性的自由、独立和裁量权。已有研究大多将工作自主性作为自变量去探究其对员工个人心理或行为的影响，或作为调节变量去探讨其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但鲜有学者关注工作自主性的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这是因为学界普遍将工作自主性视为一种客观的工作特征，由工作岗位所决定。本研究认为，工作自主性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授权感，受到领导风格与组织文化等情境因素的影响，官僚型文化会对工作自主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诚如韦伯所言，官僚制犹如一个巨大的铁笼，将人固定在其中，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人成为一种附属品，只会机械地例行公事。在官僚型文化较浓厚的组织中，规则遵从和权威服从往往会压抑工作自主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a：官僚型文化负向影响工作自主性。

　　工作自主性会对公务员促进性建言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一方面，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的内在动机和自主程度是行为发生和行为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作自主性意味着工作成败往往取决于个人的决定和努力，而非规章制度和领导指示，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自主性能有效激发其工作的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以及对组织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进而愿意主动承担推动组织创新、提高组织效能的责任，最终产生促进性建言行为。另一方面，较高的工作自主性往往意味着不用局限于琐碎的程序性事务，受到的刚性约束较少，从而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去思考组织的发展和创新问题，进而催生促进性建言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官僚型文化会负向影响公务员的工作自主性，工作自主性又能正向预测公务员的促进性建言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官僚型文化会通过工作自主性对促进性建言行为产生间接效应。由此提出假设H2b：工作自主性在官僚型文化与促进性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创新收益预期的中介作用

　　创新结果预期是指事先对创新行为可能产生结果的预判。Yuan等认为，创新结果预期应该包括绩效改善预期、形象风险预期和形象改善预期三个方面。［3］本研究主要通过形象改善预期来衡量创新所带来的收益预期。创新收益预期不仅受到个人特质、领导风格和规章制度的影响，也与组织文化密切相关。官僚型文化强调对权威和规章的遵从，在这样的文化中，主动创新容易被视为异类。因此，官僚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公务员对创新结果的正向预期。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3a：官僚型文化负向影响创新收益预期。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公共部门中，政治家与官僚并不完全是大公无私的，他们同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一样，也是“理性经济人”，能够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决定。因此，公务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受本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