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部门领导力研究述评/曾建国 王迦南

　　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后，有关公共部门领导力的研究逐步从宏观概括走向微观挖掘，研究维度向精细化、专业化方向迈进。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出公共部门领导力的跨文化案例研究、国家案例分析研究，以及对变革型领导力、交易型领导力、魅力型领导力、综合型领导力经验范式的分析等。现代主义与实证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实证主义强调实证验证，拒绝形而上学分析，如价值观、普适原则等，因此实验模型、回归分析等数学工具和数据处理成为研究的新重点。有趣的是，在回顾文献过程中，我们发现西方理论界通常把“行政领导力”概念和“公共部门领导力”概念混为一谈，大部分文献认为二者不存在很大区别。

　　三、公共部门领导力研究被忽视的原因

　　1978年，在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领导力研究的著作中，James Burns尖锐地指出，“领导力是地球上被观察得最多，但被理解得最少的现象之一”。另一位著名学者Warren Bennis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领导力是社会科学中研究最多、理解最少的话题。”这种“忽略”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转变，但在此之前，对于行政领导力的研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苦跋涉。1997年，Brunner提出“行政领域情境复杂性理论”来解释行政领导力研究领域的艰难之处。他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领导者个体差异越大，研究中的变量越难操控，领导者的决策情境越复杂。例如，作为有偿雇员的领导者和作为志愿者的领导者，其工作就非常不同。情境复杂性问题适用于分析组织任务、组织环境、组织文化、组织结构、问题类型、机会类型、自由裁量水平以及其他一些极其重要的领域。Stone就此类型的问题很早之前就得出结论：“发现自己处于行政职位的个人与组织生命周期变化的差异产生了几乎无限的排列和组合。”［2］除了面对这些情境复杂的挑战，研究人员还会遇到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会在研究高度复杂的人类现象时抑制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例如，心理偏好作为人类活动中最复杂且难以观测的现象之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人员对于领导者的测评。

　　20世纪80年代末，领导力研究在建立综合模型、多维度指标分析方法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公共部门领导力的研究既没成为主流，相关文献也没经过整合。对此，在对以往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提出了超出上述技术问题的一些原因。首先，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部门领导层没有或不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因为他们相信行政部门的领导能力已经强大到可以整合公共部门领导的工作范畴。这是科学管理学派和技术专家一直关注的传统领域，也是对高度发展的民主模式的信仰。这些信念越强，公共部门领导力就越不可能受到关注。其次，行政部门可能受制于公共部门领导者无法控制的强制性指令，从而使得行政部门如同鸡肋般存在。以上两个观点都倾向于界定公共行政的作用和贡献。再次，研究焦点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从领导力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目前而言，国外从事领导力研究的人数相对于该领域可能存在的主题数量而言是比较少的，许多对公共部门领导力有兴趣的学者可能会发现政治领导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