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中期
分歧与共识：邻避冲突主体的认知差异及转化/鲁先锋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鲁先锋
日期：2018-06-06 17:52:41
| 损私”的公民责任，相反地，从平等权利、民主、自由的基本价值中寻求自我利益维护的正当性。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民众可以摆脱狭隘的自利主义取向，将邻避情节上升到普遍价值来考虑。政府领导层关注于公共利益，但有时也可能会偏离公共利益导向，将经济发展和个人晋升动力视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另外，角色的差异决定了主体拥有的信息资源差异。民众作为非官方主体，缺少经验积累和外部信息输入，一般对公共项目的性质、运营、管理、外部影响等信息了解不充分，处于认知边缘，尚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时民众对政府决策持冷漠态度，由于搭便车心理，并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有时民众对技术性的人造工程缺乏了解，主体认知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导致其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并易于受到谣言、网络信息或其他地区类似事件的影响。相反，政府是公共问题的最终解决者，承担着垃圾处理、发电站建设等公共管理职责，且政府自身对项目的选择、论证、运营等信息有较充分了解。政府对政策问题进行整体把握，从而形成自身的理性认知模式。这时政府与民众由于受“孤岛”效应影响，彼此认知割裂。当政策倡导者受效率和赢利驱动而对地方价值缺少理解时，就会导致民众不信任甚至反对。当民众形成偏激、无知和非理性的刻板形象或者成为偏激的、非理性的邻避主义者时，政府也会有意保留信息，不愿主动沟通。
在发展阶段，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认知差异源于信息沟通效果。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增加决策理性，倾向于运用自我图式来过滤和汲取外部信息，实现主体认知的同化。外部信息来源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近缘性认知，即受到同一项目影响的群体的观点、态度的影响。在邻避事件中，居民处于相同的社区，拥有类似的社会身份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如对项目污染的担心、对财产保值和健康维护的期待。由于群体的近缘特质，这些信息、观点和态度容易进入主体认知结构，从而内化成自身的态度、观点。第二种是排斥性认知。化学和核危险的议题困境在于专家和外部民众对风险的不同看法。有些信息来自特征差异的群体，群体之间存在普遍的刻板效应，“偏见的认知基础是人们对他人的评价离不开‘类别标签’，不同的标签能够引发不同的态度”［1］。在厦门PX事件中，项目主办方声称的“PX低毒，不会致癌致畸，也不是原子弹”与民众中流行的“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在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等说法截然不同。研究表明，民众对公共项目的抵制部分由于项目主办者的偏向动员——高估项目的预期收益而低估项目对社区和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这些信息或被过滤和排斥，或作为负面信息进入主体的认知结构。同样，邻避居民也经常被描述为一个自私或消息不灵通的群体，其诉求和意见难以进入政策议程。在此情境下，政策本身被视为体制内部那些狭隘群体的偏见输出，并以法律、制度、规则等方式对其他群体产生影响。第三种是中立性认知。有些信息与参与主体的利益关联性较小，但又有参考价值。有些地方为减少邻避项目的负面影响，组织当地居民到外地参观类似项目，这样可以避开决策者信息干扰的质疑，以客观的方式向民众呈现信息。在此阶段由于信息的多源性和自身经验不足，每个人根据自我图式对相同的问题进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