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官僚制”：政府官僚制组织的改进和价值/宋 君 张国平

　　（二）目标是因应现代社会有效治理的诉求

　　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理念及要求本身就是在应对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决定了治理方式的转变，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性、多元性、差异性和信息化的社会，对官僚制组织批判无论出于改进还是替代的目的，都是因为传统官僚制组织对现代社会变迁呈现出了不适应、不胜任。那么，现代社会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诉求呢？

　　1.风险型社会：不确定性和非常态化呼唤治理的灵活性与参与性

　　现代社会体现出高度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及危害性。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故、经济危机等层出不穷，官僚制组织在应对各类风险危机面前经常捉襟见肘，等级制、部门化的分工协作机制常常陷入沟通、协调、决策、命令、执行、权力归属、责任承担等繁文缛节、冗长拖沓的低效境地，缺乏适当的弹性和灵活性，致使官僚制组织在应对各类风险中处于无奈的尴尬之中。

　　同时，官僚制组织的运作历经专业化的职能扩张后已经或常常试图包揽、垄断一切，以致在“政府全能”与“权责一致”要求下自身因管理不善而成为众矢之的，且组织自身也因巨大的权力而不堪重负。就社会参与而言，不同部门、组织、群体和个人为达到减少自身行动所承担的较大风险、获得资源共享和互惠的机会等目的，通常也愿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他们贴近基层、了解需要、行动迅速，又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公益性，但这样的优势也往往被官僚制政府忽视。

　　2.流动交叉性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与合作

　　现代社会中各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和交叉性日益显著且不断加强，在社会领域突破了既有治理模式的范围界限，在政府领域则打破了官僚等级制或部门划分的刚性限制，日益呈现出跨界化、外溢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明确指出，当今社会“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解决复杂多样、不断变动的问题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和信息，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利用所需的工具，没有一个行动者有充分的行动潜力单独地主导一个特定的政府管理模式”。

　　因此，必须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与合作，由原先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化治理模式和政府内部职能部门的碎片化管理模式向能够更好应对超出政府或部门一己之力，社会多部门和政府内部职能部门的多部门合作与跨部门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俞可平认为：“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组织权力的转移和重新在不同主体间进行分配，在各地位平等的主体自愿的基础上的一种有效合作，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和有效率的互动。”

　　3.差异性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多元化考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公民意识快速觉醒、社会组织数量日益增多。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及特点：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日益差异化、个性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