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重构：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衍化与创新探析/刘晓静

　　此后，古德诺将政治—行政二分法继续发扬光大，他明确地指出：“在一切的政府体制中，都存有着两种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与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就是：政治与行政。”［3］12-13总之，这个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和政策是政治和政治学的领域，行政机构和程序运行则成为行政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在那个时期，人们皆认为，通过立法机关进行的财政预算和立法，就意味着来自“政治”的解释，行政的过程因此而开展。从中可以很明显地得知这样一条信息：他们并不希望政党政治介入日常的行政事务。

　　（三）国家制度安排的总基础层面：以官僚制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的基石

　　西方行政理论大师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论官僚制》中，较为透彻地分析了在三种权威基础上形成的几种组织类型后指出，唯一的合理—合法型（法理型）组织形式乃是官僚制，同时官僚制组织理论也奠定和形塑了现代政府之组织框架和运作机制。韦伯认为，官僚制含有的特征是：合理之分工，层级节制之权力体系，依照规程办事之运作机制，形式正规之决策文书，组织管理之非人格化，适应工作需要之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之人事行政制度。［5］韦伯认为，官僚制拥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通过精确、统一、协调、高效的等级结构控制行政组织。另外，韦伯也强调官僚制的非人格化的一面，能够保证体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总之，这段时间的公共行政领域和现实政治实践，都以建立完善的等级制组织结构为目的，以过程控制为刚性管理手段，把研究视角定格于官僚体制内部的范式研究。

　　二、新公共行政范式：注重公平与融入政治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都面临动荡和变革的压力。该段时间内，西方诸国之经济陷入滞胀的巨大困境中无法自拔。伴随着普遍出现的社会动荡，人们反战、反政府，要求公平的需求不断高涨。特别是美国，在该时间段内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社会政治问题使得国家干预主义大行其道，人们不再坚守“守夜人”角色的政府模式，而是迫切希望建立大政府模式。现实情况的种种变化也迫使行政学界重新审视本学科的理论知识，于是他们提出新的理论和模式试图取代旧的传统理论。1968年，在公共行政学大师德怀特?沃尔多的极力倡导下，年轻一代的公共行政学者齐聚明诺布鲁克市进行研讨，并对传统思维下的公共行政予以反思。尤其是弗雷德里克森等人集中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和单纯追求效率的理念，开创了新公共行政的理论范式。

　　（一）效率与价值的权衡取舍层面：强调公共行政领域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价值观

　　弗雷德里克森、沃尔多等众多公共行政学领域的才俊齐聚明诺布鲁克，商讨如何创立全新的研究模式与方法，从而积极应对现实政治发生的系列变化。他们称此前的公共行政理论为旧的公共行政学，而将此次会议及之后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