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于明涛 杨 静 刘 浩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文化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差异较大，其标准差为0.4813；股权薪酬的比例不高，均值为0.0058；在职消费在文化企业中都有所体现，最大值为0.1348，最小值为0.0003。同时，政府薪酬管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最小值为3.21，最大值为3.77，标准差为0.1301；管理层权力在不同文化企业中也存在明显差异，最小值为-0.8187，最大值为1.6008，标准差为0.3942。

　　（二）回归结果分析

　　分别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净利率为被解释变量，表2列示了模型1和模型2的多元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文化企业高管货币薪酬的系数为正，且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文化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假设1-1得到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货币薪酬的系数分别为0.0212和0.0148，与股权薪酬的0.755和0.4349相比系数较小，说明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文化企业高管股权薪酬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文化企业高管的股权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其系数分别为0.7550和0.4349，表明股权薪酬对文化企业高管的激励效应尤其明显，假设1-2通过检验。文化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系数为负，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文化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假设3得到验证。同时，在模型2中加入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等变量后，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系数仍然显著，且方向不变，进一步印证了假设1-1、1-2和假设3。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与货币薪酬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削弱文化企业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假设2-1得到验证。政府干预与股权薪酬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也会削弱文化企业高管股权薪酬的激励效应，假设2-2得到检验。同时，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说明管理层权力会加大在职消费的负向激励效应，但统计结果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长，部分文化企业高管基于对事业成功的追求和自身的长远发展，有动机和能力提升企业绩效，从而模糊了在职消费的负向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公司规模的系数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资产负债率的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说明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长及总经理兼任情况也与绩效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为了提高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择刘星和徐光伟（2012）的职工平均薪酬与企业高管平均薪酬之比作为政府规制的替代变量，检验政府规制对文化企业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薪酬的调节效应，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同时，对于管理层权力指标，分别采用算数平均法计算综合值或者采用单个指标验证管理层权力对隐性薪酬的调节效应，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随着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基本完成，如何结合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对高管进行有效激励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政府规制的制度环境为切入点，在实证检验文化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的基础上，深入探析政府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