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形态变迁与困境突破/张 翔 唐雅君

　　在这个时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与社会亚文化的反面解读并存的尴尬局面。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首先进行的往往不是针对社会问题的及时有效的原因分析，而是从结果层面要求民众“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6］。这种逻辑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定位的，而是将社会民众置于不理性的定位之中，这种方式“用于特定的人群并给他们贴上局外人的标签”［7］，从而通过定位“他者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自伦理高位的指责与教育。这种方式依然是单向传递模式的一种内在延续。因此，这种模式不仅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效，反而引来自媒体的一片质疑与讽刺。尤其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长于宏大叙事，疏于回应具体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在自媒体中，许多民众不满于简单的宏大叙事，甚至将与“正统思想”对着干当成一种时髦［8］，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对立之势。当前，在网络中普遍存在的对主旋律影片、经典主流故事与英雄人物等的恶搞，就是这种社会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实证。

　　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呈现出对立特点的背景下，政治社会化的客体不再是简单的“冷漠”，而是通过自媒体积极地进行意见表达，其中的否定性意见表达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这种倾向一旦脱离理性的轨道，对于政治社会化的深化是极端危险的。

　　（四）小结

　　1.单向传递模式的运行机理。只有在“国家—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单向传递模式才能够高效地维系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稳定。第一，文化界限的建构。在“国家—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界限是高度模糊的。在“国家—社会”相分离的过程中，单向传递模式很自然地会根据同异原则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亚文化定位为“他者文化”。这种定位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建构了清晰的文化界限。这种文化界限构成了两者隔阂的客观条件。第二，排斥逻辑的形成。在文化界限的基础上，单向传递模式长于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亚文化进行排斥，而疏于为两者之间的对话提供机会。这种排斥逻辑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正误原则为标准，对社会亚文化进行存疑与伦理审判，使社会亚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观念秩序中被边缘化。而社会亚文化的发展则必须因循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审判结果。由此可见，排斥逻辑是文化界限的一种延续，是从动态层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

　　2.政治社会化的迟滞效应。从单向传递模式的运行机理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政治社会化的迟滞效应。第一，“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环境已经解体，单向传递模式却依然是政治社会化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