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形态变迁与困境突破/张 翔 唐雅君

　　其一，推动力：政治社会化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亚文化的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亚文化的渗透并非一个自为的过程，而是需要政治社会化进行推动的过程。换言之，政治社会化是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亚文化渗透的中介环节。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为社会建构观念秩序与意义结构，这些内容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转化社会亚文化的意义结构；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于政治社会化，为其向社会亚文化渗透提供社会空间与传播渠道。在推动渗透的过程中，政治社会化主要以吸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互动工具。

　　其二，调控力：政治社会化调控社会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离。除了推动渗透外，政治社会化还需要对社会亚文化的偏离进行调控。社会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离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一定的偏离也是维持社会文化繁荣的需要。但是，这种偏离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越轨，成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与冲击。政治社会化需要防止社会亚文化由偏离转向越轨，一方面，政治社会化需要对社会亚文化进行谱系分析。社会亚文化中必然存在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近的观点，也存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观点，政治社会化需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分类与排列。另一方面，在谱系分析的基础上，政治社会化需要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建立有效的对接机制。在调控偏离的过程中，政治社会化主要以对话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互动工具。

　　三、经验分析：1949年以来的“国家—社会”关系与政治社会化

　　如果将政治社会化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的稳定器，那么研究这个稳定器的运作机理就成为一个新的理论课题。透析1949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从中分析政治社会化是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于两者的。

　　（一）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国家—社会”一体化中的政治现代化

　　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从而为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入提供了政治保障。通过改革，人民群众体会到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所带来的巨大进步。在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建构。

　　在“国家—社会”关系一体化的背景下，政治社会化推进十分顺利，主流意识形态也很自然地渗入社会文化中，并为各种类型的社会群体所广泛接受。一方面，国家宣传工具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改革所取得的红利整合在一起，尤其是与旧社会所形成的鲜明反差，使社会民众具备了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民间社会在事实上并没有形成，旧社会分化出的群体也在社会经济改革中被整合，从而使社会亚文化较为简单与薄弱，这就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新中国全面控制了宣传工具，并且加强了社会知识和教育的一体化”［4］。这也是单向传递的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