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形态变迁与困境突破/张 翔 唐雅君

　　（二）20世纪60年代末—90年代末：“国家—社会”分离中的政治社会化

　　在20世纪60年末至90年代末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单向传递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在功能维度上经历了由强至弱的变化。

　　1.“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社会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革命浪漫主义”情结，从而产生了“去日常化”的政治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是单向传递模式的极端化，并对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深刻影响。“去日常化”的政治社会化催生了社会亚文化的两个主要的对立方向。一个方向是以“革命浪漫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亚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5］的文化形式，并成为社会层面上主导的亚文化形式；另一个方向是以“日常生活”为导向的社会亚文化，这个方向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观念秩序之外，表达着对于“日常生活”优于“浪漫革命主义”的潜在诉求。在政治压力下，这种亚文化形式只是当时的文化潜流。在这个时期，政治社会化是在“国家—社会”相分离的历史环境中，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与强大的政治压力的结合，将主流意识形态单向地向社会传播。虽然由于政治压力强大与社会空间的局限，“去日常化”的政治社会依然能够使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也使社会亚文化能够在不同层次上服从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单向传递的能力也不可遏制地在减弱，需要依赖于政治压力才能实现传递。

　　2.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社会化。20世纪80年代伊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共同构成当时中国改革的主旋律，政治压力的减轻与民间社会的“去政治化”有意无意地在社会民众中扩展开来。“市场经济的崛起，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势，包括2001年加入WTO，消费主义的崛起，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等，这些都是蒙蔽政治生活的话语和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社会相较于国家的内在独立性也凸显出来，社会亚文化逐渐具有了具象性与独立性。具体而言，社会亚文化正是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形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义结构。一方面，从内容上看，社会亚文化主要以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变迁作为主要议题，主流意识形态则以政治形态的相关问题为主。例如，当时的嬉皮士热、摇滚热等亚文化符号，所表现的更多是抽象的解放与自由，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没有相关性。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社会亚文化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更具有随意性，而主流意识形态则来自于理想的规范性要求，更具严肃性。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反差日益鲜明起来。这种反差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互不关涉的一种特殊状态。由此可见，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在政治压力减轻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单向传递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日益表现出对社会变迁的不适应性。

　　（三）21世纪以来：社会大发展中的政治社会化

　　进入21世纪，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媒体的出现与兴起为社会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的全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中，社会亚文化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