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领导力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李进生 邓兆伦 张 红 刘黔川

　　再次，当前的研究焦点大多集中于数字化领导力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上，如工作绩效的增强和员工满意度的提升。然而，根据物极必反的原则，若领导者过度依赖这些数字化手段，可能会衍生出一系列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数字化领导力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主要是因为，数字资源的过度使用可能削弱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直接、面对面的双向交流，进而可能导致员工对工作条件选择、工作内容和绩效等问题不愿发表意见。此外，当员工过度聚焦于数据而忽视组织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愿景时，数字化领导力可能会抑制他们的创新行为，从而产生负面效果。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着重探讨数字化领导力的消极效果，深入剖析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深化和完善关于数字化领导力如何影响相关结果变量的机制研究。

　　（四）结合中国情境，加强本土化研究

　　数字化领导力理论起源于并主要发展于西方文化背景，当前该领域的理论与研究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关于其适应性和跨文化一致性尚待进一步验证，且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中国场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首先，中国正经历数字化转型，市场环境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在提及数字经济和数字管理时，国内企业似乎本能地将技术与人力对立起来，尤其是在数字化企业建设当中，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增多、人力减少代表着高效透明。其次，中国儒家等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领导力的内涵深受所处环境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面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化领导力这些新的概念，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同时巧妙地将数字化管理的“理性”与文化管理的“人性”融为一体，实现构建中国“百年企业”的宏伟目标，已成为中国本土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鉴于数字化领导力与国家文化、技术轨迹和政治体制等紧密关联，未来学者们应通过多方面的研究，深入我国企业实践，探析数字化领导力的本质，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数字化领导力理论模型。

　　（五）强化跨行业和跨学科研究

　　当前，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般性领域，如结合教育、医疗和政府建设等不同行业与学科背景下的数字化领导力。具体来说，将数字化领导力与医疗管理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新技术培育医院院长数字化领导力，可以助力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数字化领导力和政府建设结合研究，能够促进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引入数字技术，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此外，对数字化领导力与教育相结合的研究有助于解决高校教师面临的技术运用不熟练和专业指导缺乏等问题，进而提升数智时代教师的信息化领导力。由此可见，当前数字化领导力研究涉及的行业较少，存在内容尚不全面等问题，从而导致数字化领导力理论内涵不够丰富、研究视角单一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采用“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