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领导理论的时代内涵／马 岩

　　（二）坚持领导理论的中国底色

　　就社会属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走向的现代化，它有一系列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比如，人口众多，带来规模巨大的优势和难处；弯道超车的快速转型，带来结构的复杂和矛盾的重叠；关键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人才储备所需的周期，带来竞争的紧迫和压力……面对这些问题，历史上曾经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经验的英美模式、欧洲大陆模式、日韩东亚模式，都不能为中国提供可以复制的现成答案。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充分尊重和牢牢立足自己的历史、国情和文化，才能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个认知，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走过道路的深刻反省，也是对如何避免中国的现代化陷入困局的审慎反思和甄别。“中国式”这个定语，赋予了领导范畴在中国语境下本土化的内涵色彩。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社会转型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巨的变革，要保证其成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主导力量和稳定的环境支撑，否则，整个社会将因领导无力而陷入混乱，最终导致现代化转型失败。“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国家危机，因此，需要把国家危机转化为现代化动力，而要实现这种转化，更需要政治组织的领导。”［5］这个观点也是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主流观点。“艾森斯塔德、萨尔特、亨廷顿、福山等都强调，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6］对于中国社会，没有哪个组织具有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引领力、组织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也没有哪个组织比中国共产党更适合去承担社会动员、制度设计、组织保障、政策供给、改革创新这一系列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去把方向、谋全局、定政策、促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华文化自信自强。全世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好本国文化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的设备、技术、资本的移植，而是涉及人及文化等复杂因素，需要有文化的适用和转化。如果现代化对文化传统不是简单地批判和超越，而是合理地传承和转化，将会获得巨大的文化适应性和文化心理支持。我们发现，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国家往往来自两大文化圈，一个是东亚儒家文化，另一个是基督教新教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强调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这种入世的生活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气神，为现代化发展注入了重要的精神动能。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提出并阐述了“亚洲价值观”的概念，认为“亚洲价值观”的根基就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底蕴深厚，作为理想人格形象的君子人格、作为社会意识的家国情怀、作为天人合一宇宙观下追求生命意义的自强不息等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文化基因，蕴含着现代化所必需的内在价值和内驱力，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文化根基。任何传统文化都是在过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要端正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摒弃、去除与现代化相对抗、相抵触的那些落后、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