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全球数字治理新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案／张高原

　　（二）国际数字供应链竞争

　　在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有效保障自身的数字供应链安全对于主权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国际数字供应链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力，围绕数字经济所展开的数字供应链也得以在全球层面布局，形成效率最优化的产业集合。但近年来，伴随着大国战略竞争态势的不断演化，西方大国为实现遏制中国国家实力增长、打压中国数字科技头部企业发展的目标，假借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数字科技企业采取了芯片断供、进出口制裁等一系列胁迫行为。俄乌冲突发生后，西方跨国企业大规模撤出俄罗斯市场，停止对俄罗斯进行数字服务。当前，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持续打压，全球数字供应链安全的信任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国际数字供应链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大国数字竞争的重要战略领域。

　　（三）国际数字规则竞争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国际关系运行规律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国际规范演进打上了深刻的数字烙印。当前，全球数字秩序正处于构建的关键阶段，世界主要大国争相加入国际数字规则的竞争行列，试图对国际数字规则的形成施加更大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不断强化自身战略规划，力图抢占先机，主导未来世界的数字秩序走向。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正在试图构建排他性的国际数字规范，以谋求国际数字领域制度霸权，遏制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迅速崛起。为具体实现这一图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注重通过WTO、APEC等多边机制宣介其主导下的国际数字规则，更是发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五眼联盟”等安全同盟的作用，试图率先在其同盟国之间形成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试图通过“长臂管辖”的方式来垄断对国际数字规则的解释权。“长臂管辖”是美国惯用的干涉他国国内事务的方式，其要义在于通过美国国内立法来“定义”和“约束”他国的国际行为。在美国试图掌控国际数字规则的过程中，其也在国内通过了《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CLOUD法案）等数字领域的法案，并以此作为其干预国际数字事务的重要工具。

　　（四）国际数字意识形态竞争

　　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国际数字治理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不断凸显，国际数字意识形态竞争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战略敌视不断深化，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为、TikTok等中资数字科技企业的战略打压，到拜登政府力图拉拢欧盟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美欧科技联盟，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锁与围堵。除了在国际层面构建反华意识形态联盟，西方国家还试图依托各种尖端数字技术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攻击。首先是运用推荐算法对华开展意识形态渗透，这一方式主要表现为，借助搜索门户和社交平台，在数据推送方面构建“算法黑箱”，逐步影响受推荐对象对特定问题的认识甚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