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惰性的综合治理之策

　　3.社会地位下降快。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是通过“逢进必考”的严苛程序选拔进入党政机关的，属于精英选拔后的产物。尽管也有一些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以至于犯下不可饶恕错误的人员，但近年来的“污名化”趋势已经超越了正常就业范畴的讨论。当把个人的问题上升到国家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设计的高度时，社会舆论的导向便有了“有罪推定”的道德审判：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基层公务员队伍仿佛就是一群只拿钱不办事的人，并且所有责任肯定都是具体办事人员的。这样的语境扩大到生存状态，不能不说是对于具体公务人员的打击。

　　（二）行政环境方面

　　1.政策制定部门化。在利益和矛盾面临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用于治国理政的具体法律政策条文也会有所变化。目前的政策体系有一个绕不过的悖论：制定政策与执行法律的利益趋同，很多法律本身就是部门法，只不过在经过了立法程序后，上升为国家法律。不同部门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尽管不可否认其出发点都是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大局上，但诸多法律却揣了部门利益的“私货”：审批权、处罚权、仲裁权集于一身，自己制定政策、自己解释政策、自己决定是否执行政策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方面导致国家利益部门化倾向严重，另一方面助长了具体公务人员“仗势欺人”：离开了具体的业务骨干，其他的人基本插不上手，更不要说不断得到地位升迁的领导，于是“处长治国”的说法也就大行其道，部门权力私有化也就见怪不怪了。

　　2.权力责任不对等。“一票否决制”泛滥是最典型的例子。随着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问题越来越尖锐，“一票否决”已经由单纯的计划生育、稳定安全，扩展到土地、环保、社保乃至于党员人数、经济发展、数据报送、指标完成等方面，紧箍咒越念越紧，却越来越没有实在效力。翻开任何一项规定，问责、追责不厌其烦，不仅是老百姓觉得基层干部一无是处，就连上级也感觉越到基层就越难以掌控，只能严加管教并严格惩处。“一票否决”本来是区域治理的通盘考量，后来渐渐变成一味凸显强势部门的绝对权威，削弱了区域治理的统筹协调。最为要害的是，“一票否决”不仅仅针对领导干部个体，而是针对一个区域，如果夹杂了某些领导干部的个人情绪、恩恩怨怨，对于一般公务人员来讲就成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利益极大受损。行政首长负责制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有着强大的推进作用，但局、处、科长们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却没有受到法律政策和具体业务方面的实际制约。

　　3.上行下效压力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是系统，下面是总统。”美好的蓝图需要实干的队伍，宏观控制与微观操作本来就有其不同的着力点。但更复杂的是，有了行政层级，就必然会有公务应酬，“关系也是生产力”不仅仅体现在提拔任用上，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项目、资金，无不需要多次汇报、上级认可、纳入“盘子”等基本步骤，一来二去，“跑部钱进”的做派就延续至地方各级。

　　

　　三、综合治理行政惰性

　　

　　行政惰性的危害是潜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