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王晓娜 张 毅 张曙光

　　【摘  要】在当前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的大背景下，乡村两级的实际治权在不断弱化，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力量过度下沉、乡村工作软指标的硬指标化、乡村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干部自治、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为维护乡村公共利益，探求建立一种公共规则之上的、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关 键 词】乡村治理；简约治理；公共利益；公共规则；公共秩序

　　【作者简介】王晓娜（1990— ），女，北京服装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张毅（1991— ），男，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主任科员；张曙光（1989— ），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思想政治理论。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研究”（项目编号：17KDB045）；北京服装学院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项目编号：BIFTXJ202006）

　　【中图分类号】C933；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0）12-0021-04

 

　　当今乡政村治下的乡村两级组织扮演着代理人与当家人的双重角色，承担着双重职责，既要落实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又要进行乡村公共事务的自我治理。大体而言，在国家整体向技术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当今乡村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构建起简约高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制。我国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有意识地推动乡村由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由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这种情况下，乡村两级的权力上收、财源枯竭、治权弱化，衍生出诸多问题。

　　一、行政力量过度下沉

　　就乡村关系而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已经演化为实际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行政力量的过度下沉，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度繁重的行政任务，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乡政”在村干部的选择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并对村干部实施职业化的管理、进行规范化的考核。乡镇政府只是“乡政”权力组织的一部分。大量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政”权力是一个以乡镇党委为核心，以乡镇党委书记为“当家人”，党政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1］首先，“乡政”对于村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选择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且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往往是一肩挑。在北京市顺义区北镇的“埝村实践”中，北镇党委往往直接任命某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即使没有直接的任命，也会有意进行相关重点培养，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其次，“乡政”对村务人员实行细致的职业化管理，包括村务工作人员的范围、职数、岗位设置、工作职责、待遇保障、相关考核等都由乡镇明文规定。再次，“乡政”对作为一把手的村党支部书记的考核做出了专门规定。北镇将村党支部书记的考核与其工资相挂钩，实行工资“倒扣法”，即相关考核指标若有不达标的，进行工资“倒扣”。

　　其二，包村干部介入村庄治理及重点时期机关干部下沉到一线。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