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王晓娜 张 毅 张曙光

　　六、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

　　所谓“刁民”，是指一个社会中结构性地存在着的边缘性的少数，其行为超出地方正常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刁民”与乡村社会中的一般村民和主流群体具有显著差异，是“刁滑”之人、好惹事之人、善于捕捉获利机会之人、喜欢投机钻营之人。谋利型上访的“刁民”，是指那些专门以上访为手段谋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在不断上访中捕捉获利机会的村民。当代乡村社会中，为何谋利型上访的“刁民”不断增多，以至于“刁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基层政府的策略应对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主要特征的“一体两面”？

　　村民原子化及乡村基础性规范弱化，使得“刁民”不再被村庄共同体边缘化。在相对封闭的传统村庄中，村规民约所显示的道德力量及族规所具有的惩治力量，都使得谋利型的“刁民”不断被边缘化，付出荣誉和不被认可的社会代价，其他村民也会受到警示而不敢跟随所谓的“刁民”一起搭便车。但反观当下，随着家族组织的衰落，族规及村规民约的作用式微，加之村庄边界的开放和市场化的影响，个人主义远超集体主义，村民变得原子化，乡村基础性规范不断弱化，那些谋取不合理个人利益的“刁民”已经不再被村庄共同体边缘化。

　　信访考核的一票否决导致基层政府在面对谋利型“刁民”的上访时，选择策略性应对。在稳定压倒一切、信访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基层政府面对谋利型上访“刁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选择策略性应对，包括回避矛盾、冷却处理以及“花钱买稳定”。“花钱买平安”和“花钱买稳定”是乡村两级组织最常见的做法，即用满足谋利型上访“刁民”的不合理要求来换取其上访行为的暂时平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那些“刁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当今压力型体制下的“不出事逻辑”和信访考核的一票否决，导致乡村两级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往往回避矛盾、掩盖矛盾，只讲妥协、和谐，失去了政治性和原则性，给了谋利型上访“刁民”极大的机会主义空间。

　　概言之，以上两方面原因最终使得乡村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无功德的个人”和无原则的利益博弈行为。谋利型上访已经不再是一种耻辱，而变成一种能耐和能力的象征，非但得不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反而招致越来越多村民的效仿，导致谋利型上访的“刁民”不断增多。

　　结论与建议：建立简约高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制是当务之急

　　应该说非正式、半正式的治理一直是传统乡村治理的典型特征，集权的简约治理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治理手段。［4］简约治理并非一种没有规则的治理，其治理的公共规则是基于情、理、法而形成的地方性共识。鉴于乡村事务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性、偶发性、非程式性特点，这种简约治理是与乡村社会相契合的。

　　当今基层治理正在由简约治理向技术治理转型，依靠“行政吸纳政治”的逻辑进行社会建设。农业税全面取消后，国家正在有意识地推进乡村社会向技术治理转型，以期实现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