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明政策演进过程中的政策文本分析／李红梅 刘银喜

　　基于我国生态文明政策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政策工具的广泛运用以及政策目标的提升，政策关注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政策的关注点实现了由后端向全程、由局部向全局、由政策规范向提升政策效能的转变。

　　就生态问题的管控过程而言，迫于解决环境破坏问题的被动性，延伸整个管控过程显得尤为必要，预防生态污染、追究相关责任作为管控过程的前沿与后端，均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政策文本内容中，体现为“监管、监测”向“预测、预防、预警”的转变，“责任追究”向“责任考核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的转变等。这不仅提升了对生态破坏的防控能力，还加大了对生态损害责任的追究力度，使生态问题的管控过程在横向上得以延伸。同时，对民众参与、宣传教育等政策工具的加强运用，还在纵向上完善了生态问题的管控过程。

　　就生态问题的保护范围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体现在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基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规定，对大气、水资源、矿藏、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等易发生环境问题的重点领域加以规范和保障，并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即以政策补缺为特征，“点”式补足相关政策规范。这一时期，政策目标以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1989年我国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规范不仅在“点”上增加了规范内容，而且延伸了城市和农村的区域定位，形成“线”式政策围挡，对生态环境内容加以全面规范。这一时期的政策目标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生态问题的保护范围得到扩大，由局部向全局转变。

　　就生态问题的治理能力而言，经过长期增加并修订相关政策规范，生态文明政策体系逐步健全。为了强化生态建设指导思想的贯彻及解读，我国在推进循环经济、节约节能行动、清洁生产发展等方面不断发力，通过制订工作方案、出台意见及决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效果，逐步推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迈入前所未有的关键阶段，不仅被纳入总体布局，还实行了生态文明体制的精细化改革。尤其显著的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得到了加速推进和完善，政策效能得到了大幅提升。

　　总体来说，我国生态文明政策的关注点随着政策演进而进行相应的发展和转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引导和保障。

　　五、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确立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再一次推动我们深度思考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通过探讨我国生态文明政策的工具选择与演进历程，对未来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充分组织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凝聚治理合力。政府主导型的生态政策工具是我国生态治理的强有力手段，但也不能忽视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将更广泛的社会主体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力，才能形成更强大的生态治理合力，为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共同努力。同时，还需要防范多元主体在参与生态治理过